吕雉的情人萨克森豪森改建的博物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600万遭。上海这座万里之外同样饱经战火离乱的东方城市，却以宽广的胸怀了约两万名。贝蒂就是曾在上海避难的一员，当年的亲历者，已经越来越老，甚至相继离世，如果不与时间赛跑，抢救弥足珍贵的个人记忆，大历史最终会面临淹没在时间长河的。
纪录片《生命的记忆——在上海》是中国电视史上最大规模的上海犹太难民寻访行动，由上海电视新闻中心筹拍，摄制组历时8个月，辗转、奥地利、美国和以色列等多国，采访了近40位曾经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
“何凤山到底发出了多少签证”，的“梅辛格”计划是否存在，向来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生命的记忆——在上海》如实展现了这些争议，以及导演组求证的过程。摄制组从的二战纪念馆、犹太博物馆、联合会等处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很多文献、照片和视频等，都是首度对外公开。
《生命的记忆——在上海》分为《逃亡上海》《融入上海》《隔都》三部曲，将于9月4日23:00在东方卫视首播，9月7日到9日20:50在上海新闻综合频道。
1938年的11月9日，通常被称为“水晶之夜”，青年团、和党卫军按照秘密约定，趁着夜幕来临，开始袭击和奥地利的。1574间犹太、7000多间犹太商店遭到纵火或损毁，碎裂的玻璃铺满大街小巷。
“不是水晶，那是演绎，是一地碎玻璃。” 年近九十的美国前财政部长迈克·布鲁门撒尔曾经担任卡特的财政部长，是当年最知名的避难上海的之一。年仅十二岁的布鲁门撒尔亲眼看见父亲被东部的布痕瓦尔德，按照的要求，要把父亲营救出来，必须拿到前往他国的凭证，离开。
上海是港，不需要签证，是一个可行性极高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上海却是布鲁门撒尔眼里“最糟糕的选择”：1937年，中国爆发全面抗战，历经淞沪之战的上海满目疮痍，“每天都有卡车来来往往，从街上运走几十具甚至上百具尸体。街上躺满了饿死的婴儿和老人的尸体，就用草席随便一裹，扔到卡车上。”
“那些成功获得去美国签证的人，就像中了彩票一样，因为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也都是好国家。还有一些国家，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你可以去巴西，也可以去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国家或者法国。上海，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选择。”然而，里每日繁重的体力工作，只要他们拖延一天，布鲁门撒尔父亲就离死亡更进一步。
历史的往往无关伟大，只有与，1939年4月，布鲁门撒尔一家乘游轮“榛丸”号，耗时30日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直到1947年作为难民被美国接收，在上海整整生活了8年之久，这8年，他们一家挤在位于虹口区舟山59号的小房子里度日。
1973年，布鲁门撒尔首次返沪，以美国第二个代表团之一身份接受。今年，布鲁门撒尔第八次回访上海，造访位于虹口区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两万多犹太难民初抵达上海时，曾担心中国人也会戴有色眼镜，、排挤他们，但是，自战火蔓延到上海，每日都有大批难民涌入，“五方杂处”的上海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些白皮肤、黄头发的“异乡客”。布鲁门撒尔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对上海依旧留存了很多美好记忆。年少时在上海度过的时光，对他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上海的那些年，塑造了我后来的，使我一生关心公共事务。”
像布鲁门撒尔一样，将上海的避难岁月铭刻一生的还有很多，露西·齐默尔曼便一直记得让她一生的上海人“吴先生”。当时，露西的爸爸是一位沿街叫卖布匹的小摊贩，吴先生偶遇露西的爸爸，两人成为朋友，吴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为露西爸爸安排了一个展示柜，用于摆放布匹，并告诉身边的朋友同事来这里购买。随后，吴先生又把自己的房子借给露西一家居住，还给露西交了学费，让她进入以教育质量优良而出名的上海犹太学校念书。最后，被访者面对摄像机，微笑着说出：“我的家族几乎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因为我幸存了，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大家族。”
纪录片《生命的记忆——在上海》有大量中犹人民日常相处中的点滴，诚恳地走进历史深处，不回避，不矫饰，总导演燕晓英表示：“我们在制作时不会以‘者’自居，制作团队更像是一群历史爱好者。犹太难民们初抵上海时的彷徨不安，被中国人接受后所感觉到的平静安宁，舟山‘小维也纳’繁荣时的风光无限，都被我们一一记录呈现。”
1943年，日本占领将“无国籍难民”强制迁入虹口隔都，已经趋于平静的生活，就此被打破。与疾病，也受到，隔都的街道上，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传出压抑的哭声。终于等到日本战败，胜利的阴影却是欧洲亲人们的纷纷传来，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才真正意识到，上海在他们生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爆发后，鲁道夫·莫斯伯格先带着太太和女儿赫塔逃往上海，在上海，鲁道夫盘下了长阳临潼口的一座小楼，经营咖啡馆。白马咖啡馆的名字，源自歌剧《白马咖啡馆》，是当时犹太难民们日常聚集场所之一。
时隔70年之久，今年4月，“白马咖啡馆”的复建工作遇到了困难：70年前的咖啡馆内部装修没有图片资料存留，一封来自一位名叫罗恩·克林格尔的老先生的邮件让这一切有了转机，原来，1940年，在白马咖啡馆当服务生的赫塔，在店里工作时结识了同为犹太难民的赫尔曼·克林格尔，他们的儿子便是罗恩。1949年，他们举家前往了悉尼。
今年4月，虹口区赴悉尼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海外巡展，罗恩通过朋友获得展览的信息，特地带来16张与“白马咖啡馆”有关的老照片，于是，复原的困难最终迎刃而解，白马咖啡馆已经在8月27日对。重建的白马咖啡馆内，一切都是70年前的模样：窗户、吧台、椅子、壁炉……
《生命的记忆——在上海》总导演燕晓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今年6月，当罗恩来到上海时，剧组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回忆父母的爱情故事，虽然这段素材没有出现在正片里，却依然代表战乱年代的一份温暖和归属：“择一方城能遇一人，这是生命的记。”
18岁时，母亲在白马咖啡馆做侍应生，两个月后的一天，父亲和一个朋友走进咖啡馆。“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母亲用德语问。“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会说英语吗？”父亲用英语回答。母亲英语生疏，只能找朋友翻译，之后几天，他成了咖啡馆的常客。每次来，还是要请翻译，但对话开始有了年轻人之间的闲聊。小姐妹说：“他一定是爱上你了。”她嘴上说没有，但是心里开始小鹿乱撞。
几天后，母亲的表哥来到上海，偶然碰到父亲，两个人用德语聊了一会儿天，发现他们是同一个老家来的，都会说德语。消息传到母亲耳中，她很快明白过来，他在逗她。奇怪的是，她好像并不生气，反而隐隐地感到开心。共同的命运和，让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爱情，自然而然地开花结果。过了一年，他们结婚，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取名罗恩·克林格，这样的孩子，被犹太难民们称为“上海Baby”。尽管这座城市最终没能给他们安定的生活，罗恩的母亲却一直认为，这里是她的幸运之地。因为是在这里，她遇到了罗恩的父亲。
索尼娅也是这样的一位“上海Baby”。1939年，索尼娅一家逃到上海，同年10月，索尼娅在战火中出生。现年76岁的索尼娅居住在北部的港口城市罗斯托克，她一直保留着一张照片，她和亲弟弟Peter，和邻居家的姐妹Monica和Gitar的合影。战争让他们重逢，和平让他们分开，战争结束后，Monica姐妹去了美国，索尼娅回了，七十年后，她们姐妹取得了联系，准备着一场重逢。
索尼娅在上海的韩国城买了一个多功能项链， Monica姐妹则送给索尼娅一个环保袋，印着她们乐队的LOGO，向索尼娅分享演奏尤克里里的。摄制组如实记录了犹太难民幸存者在当下的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于上海的感情，对于战争的反思。这些曾经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儿孙环绕。在经历过最为的之后，每个人的生活中都留有各种各样的印记，却都对现有的一切保持。
然而，这场和时间的赛跑，也留下诸多遗憾，本片原定的采访的一位亲历者，本已经计划今年5月在美国和该片摄制组见面，然而，就在摄制组出发的前几天，她的儿子发来一封邮件：她突发急病去世了。
《生命的记忆——在上海》总导演燕晓英表示，这些有关生命的记忆，是她们制作《在上海》纪录片的出发点：“二战期间避难上海的故事，充满了生活的辛酸，也有成长的欢乐；着死亡的，更有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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