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民重新当家做主人。”时间1月21日凌晨，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在就职仪式上如是说。
在特朗普正式就职之前，由于其有别于美国历届总统的“个性”，专家学者们都把他看做是美国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甚至担心特朗普在就职典礼时的言论会与竞选时相左。
然而，特朗普在就职演讲时所阐述的观点与竞选时宣讲的口号并无二致：“让美国再次强大”，“夺回属于美国的工作”，“买美国商品并雇佣美国人民”，“建设基础设施”，“夺回被其他国家的财富”……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之所以挣扎着从危机中缓慢复苏，真是由特朗普点出的这些“痛点”造成的吗？面对特朗普的口号，中国应该以何种态度处之？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的探究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试图为大家揭开美国的“伤疤”一看究竟。
“特朗普能当上美国总统，我一点也不意外，这跟我的工作经验有关。”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近日在参加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主办的“上海金融论坛”上对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表示，世界经济已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已进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油价、低贸易、低资本流动”的状态，“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份子，美国也同样在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美国经济正在经历怎样深刻的变化，引起了中产阶级及以下人群的巨大担忧？研究显示，美国所经历的深刻结构性变化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而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强大”正好切中了结构性变化的要害。
首先，美国服务业占P比重为78%，其中金融业占比尤其高，因此制造业也面临着空心化的问题。与中国相似，美国近年来的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去年，中国国内民间投资的快速下滑引发了全国上下的担忧，而美国却已经历了近十年的国内投资下滑状态。数据表明，2008年至2015年的8年中，美国投资率下降约25个百分点，其中32%为居民的住房投资和民间投资。
此外，美国的经济活力的确也在持续下滑当中。若用“美国就业人口换工作的比例”来表明企业活力，2000年时，比例高达22%，但到2016年该比例仅为12%，下降了10个百分点。若从“新成立公司数量占比”来衡量经济活力，20年前，在IT业和制造业公司中每年新成立公司比重分别为18%和12%，但到了2016年，该比重下降到约9%和10%。“这说明，在美国老牌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企业结构老化。”朱民指出。
美国经济活力下降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数据告诉我们，美国10年以上老企业所雇佣的员工数量占所有企业雇佣员工数量的比例从危机前的81%上升到2016年的近90%，新创公司雇佣的员工数量占所有企业雇佣员工数量的比例从危机前的约16%下降到2016年的10%。
朱民认为，这说明美国新成立的企业也越来越少，企业和个人都更趋于安稳，创新缺乏从学界到业界的，“这与欧洲的趋势非常相近。”
2016年下半以来，美国连续公布的统计数据都表明，其失业率水平已接近充分就业。这是否说明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已经解决，经济开始好转？“美国失业率的下降基本源于人口就业参与率的持续下跌。”朱民指出，这带来的会是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
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技术运用的尾声，第四次工业的产业化还没有发生。“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就引起美国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占P比重的下降。”朱民表示。
数据显示，美国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占P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65%下降到2016年的58%，中产阶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58%下降到2016年的46%，达12个百分点。
朱民指出，美国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加速萎缩，同时人口也在迅速地老龄化，“这就要求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因为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因为需要投资来刺激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
这三个要求，美国现在都不满足。“因此，特朗普是由美国今天40岁到50岁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因为这些人看到美国经济正经历深刻的变化，从而担心自己老了以后的生活。”朱民说。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詹（Rajan）也在“上海金融论坛”上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时指出，特朗普和一些美国人认为是贸易让美国人了工作机会，但事实上，如果从美国制造业占P比重三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稳定的情况看，“真正让美国人失去工作机会的是科技和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贸易。”
特朗普虽然已被普遍定义为2017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之一，但从其竞选政策口号和就职演讲中可以看出，有三项政策是相对确定的，即减税、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
若特朗普实施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将毫无疑问地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有机构预测，201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P比重将从2016年的3.3%上升到4%左右，进入“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
“但是，特朗普增加财政赤字的幅度受的，所以其减税和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也将非常。”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表示。他认为，中国和世界具体的应对措施要看其执政100天时的具体情况，“3月时，他就将迎来第一个面对的挑战。”
“特朗普上台，进一步的贸易摩擦看来不可避免。”这已成为大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如果贸易摩擦真的升级，中国应该怎么办？
“一方面要保持人民的汇率稳定，另一方面就要我国的投资市场。”张军，应该把过去因外汇储备过多时期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条件取消，同时继续改善中国的营商，“因为，中国依然需要外商直接投资来与美国进行竞争。”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新年论坛中表示，中美的贸易关系一定会成为2017年的焦点，如果把中美两国贸易的顺差逆差分开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是市场行为，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是从缩小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角度出发所制定的政策行为所驱动。“所以，在这方面，如果美国真要加关税，就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其实，中国就已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
“不过，美国在对中国的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顺差，即一些高技术和服务。”连平，因此，中国需要针对若美国高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情况设计一些应对手段，“这可能将是中国2017年在贸易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