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上海艺术博览会期间，年过八十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做了题为《从伊甸园的角度的文物收藏》的讲座。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用之不尽的宝库，他纯粹是为了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来进行研究和收藏的。他对于“信息费用高的”，即难以鉴别的艺术品，非常感兴趣。
本文针对通常以为的“越漂亮，收入越高”的观点，提出了“相貌与收入呈高跟鞋曲线”的命题，即漂亮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收入，但最漂亮那一类人的漂亮溢价却没有次美者高。将相貌作为一种“人际技能信号”来阐释相貌对收入的影响机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劳动力市场信号理论。同时，利用上海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流动和常住人口的家计调查”(SASS1996)和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2012)的数据，各有侧重地了上述命题。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
爱美，人皆有之，，概莫能外。先哲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美(personal beauty)是一种比任何介绍信都管用的推荐。其实，被美貌吸引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为就业而整形美容的报道也屡见不鲜。相貌从社会、心理和经济等多方面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交往、职业获得和收入损益等，本文聚焦于相貌对收入的影响。
相貌与收入的关系，通常被默认或隐含为正相关关系，即“越漂亮，收入越高”。Hamermesh and Biddle(1994)开创性地用计量方法估算出“漂亮溢价”(beauty premium)。不过，漂亮溢价是否完全等价于“越漂亮，收入越高”的隐含假定？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研究也发现，相貌对人并非总是产生积极作用。“美貌”可能会与潜力较小、不够正直、不关心他人、不谦虚、红颜祸水等相联系。也有研究发现，女性相貌与收入是正相关关系，男性则线性关系——最美者的相貌溢价低于次美者。所以，这个论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到底要追求怎样的美，很有必要进一步深究。
的形状，即漂亮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收入，但最漂亮那一类人的收入却没有次美者那么高。拓展劳动力市场的信号理论，
，从理论和层面阐释并验证为什么相貌与收入之间存在形如高跟鞋曲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引申讨论在职场上追求怎样的美更合理些
根据Hamermesh et al. (2002)绘制相貌与收入的曲线图。数据来自上海社科院(SASS)人口研究所1996年对上海市流动和常住人口的一项家计调查（以下简称“SASS1996”），包含3000个17-60岁的个体样本。发现，相貌从较差到一般再到较好的过程中，收入都是上升的；但当相貌从较好变到非常好时，收入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有鉴于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收入在最漂亮人群下降，本文提出相貌与收入呈“高跟鞋曲线所示的ABC曲线）：漂亮程度存在一个“度”（阈值），在达到这个“度”之前，漂亮有助于提升收入；但过了这个“度”之后，更漂亮反而会削弱漂亮溢价，表现为最漂亮那一类人的漂亮溢价没有次美者高。
本文之所以用“高跟鞋曲线”来表征相貌与收入的关系，除了想说明相貌与收入的非单调递增关系，还想借用“高跟鞋”来做比喻：高跟鞋的鞋跟高度与相貌的漂亮程度都有一个“度”，适宜高度，既能充分展示婀娜的身姿，又能安全性和舒适度。“度”以内，鞋跟高度的增加有助于展现身材；超过了“度”，再过分地增加鞋跟的高度（“恨天高”鞋），会妨碍行动和健康。
相貌与收入之间形成“高跟鞋曲线”的机理，可以从“偏好”和“信号”两大视域阐释。偏好视域指人们倾向于和长相好看的人打交道，由而起的歧视会导致差别化待遇。但相貌对收入的影响机理，还须考虑劳动者能力，本文由此提出
”，即把相貌作为一种能力信号，反映人际技能，进而影响收入。相貌与人际技能正相关的信号——AB段
(2)互惠性缺乏。在人际交往中，人们更倾向于喜欢和接纳那些喜欢和接纳他们的人，情感回报性会反过来欣赏和喜欢对方。长相出众的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易养成以为中心的性格，疏于给予和回应，也可能会疏于自身其他能力的培养。因此，超常的美貌往往会引发来自他人能力评价上的负效应，即“高跟鞋曲线”的BC段。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SASS1996，还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和实施的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2012)，调查对象是中国（除港澳台以及新疆、、青海、、、海南外）25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户及其所有家庭，包含9597个家庭户，21572个，5847个儿童观测值。这两套数据是中国迄今为止甚少的同时包含相貌和收入调查项目的数据。
(1)工资与相貌之间可能互为。根据Hamermesh et al. (2002)研究结果，本文数据即使存在这一问题，也对结果的影响不大。
(3)遗漏体形变量。体形与相貌相关，也影响收入，本文采用身高和体重指数(BMI)表征体型并加以控制。
由于缺乏人际技能数据，本文通过设计来间接验证这一径。基于调查样本的1996年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样本进行以下横截面分组检验：
在验证了相貌影响收入的“高跟鞋曲线”以及相貌作为人际技能信号径的存在性之后，还有必要检验这种关系和径的稳健性。相貌信号传递的稳定性是指随着信息量的增加，相貌与收入的“高跟鞋曲线”关系依旧存在，相貌作为人际技能的信号，其信号质量是值得信赖的。为了检验稳定性，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表征劳动者信息量的变量：在岗时间（工作持续时间）：
其中，D是在本岗位上的工作持续时间。若随着在岗时间增加，相貌的信号作用具有稳定性，则模型(2)中在岗时间与相貌的交互项应当不显著，而相貌对收入的影响则仍然呈“高跟鞋曲线”。结果得到。
本文提出并论证了相貌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呈“高跟鞋曲线”的形状，并提出相貌的“人际技能信号”观，对出现该曲线形状的原因给予了解释。研究发现，漂亮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收入，但最漂亮人的收入却没有次美者那么高。次美者才是职场上“美貌溢价冠军”。
在如今这个颜值的年代，我们追求美，但不宜过度。相貌作为一种“人际技能信号”，终极指向依然是能力。从这一视域看，美容乃至整容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饰长相，但好长相不等同于好能力。人际技能与相貌的，会导致相貌的“信号”失真。
相貌并不意味着长相多帅多美，而是气质、谈吐和衣着等方面与社会主流审美观的契合程度，反映的是一种非认知能力。
2015年开始，“颜值”一词风靡中国，相貌在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在中国，为就业而整形美容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Hamermesh&Biddle在他们的“相貌经济学” 开山之作中发现，长相好看的人的工资，要比相貌平平者高3％-5％（美貌溢价），而长相丑陋者的工资要比相貌平平者低5％-10％ （丑陋惩罚）。
此后，经济学文献对相貌在劳动力市场甚至婚姻市场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相貌与收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考察到不同职业中相貌作用的异质性，比如在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生产人员三种职业中相貌的作用是不同的。
本研究认为，相貌导致的职业和工资差异基于非认知能力，而非传统的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包括社会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等，而且非认知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相貌并不意味着长相多帅多美，而是气质、谈吐和衣着等方面与社会主流审美观的契合程度，反映的是一种非认知能力。因此，本文将从非认知能力和歧视两个方面，来解释相貌导致职业获得差异和收人差异的机制。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它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和实施，旨在通过搜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教育、健康和人口的变迁。
CFPS的调查对象是中国（除中国港澳台以及新疆、、青海、、、海南外）25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户及其所有家庭，包含9597个家庭户，21572个，5847个儿童观测值CFPS2012的相貌度量采用的是1-7的评分量表。为了提高样本的同质性，本研究去掉了农业劳动者，并将年龄限定为16-60周岁。
最后，美貌者要比相貌平平者更年轻，口头表达能力和待人接物水平也更高，这反映了美貌者非认知能力更高。相貌与口头表达能力、待人接物水平相关性非常显著。
美貌者中管理人员比重和专业人员比重比相貌平平者分别高1.45和6.08个百分点，而生产人员比重比相貌平平者少8.9个百分点。在同一个职业内部，美貌者的工资，也高于相貌平平者，尤其是管理人员，但在生产人员这个职业中，两者的工资差异不大。
也就是说，在非认知能力重要性较低的职业，美貌者与相貌平平者的工资无显著差异，而且后者在该职业中的比重更高。
本研究首先按照歧视程度、人力资本和非认知能力3个维度来确定职业进入难度，从而考察相貌在不同职业中作用的差异性。
首先，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都属于高人力资本和低歧视的职业，两者的职业进入都很难，但管理人员对于非认知能力的要求更高，因而相貌对于管理人员的职业进入具有更大影响。
由于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这两个行业歧视程度较低，因此在职业内部，控制非认知能力后，相貌对收入不再具有显著影响。
其次，办事人员和服务人员对于人力资本要求属于中等，职业进入难度也是中等，但歧视程度都很高，而服务人员对于非认知能力要求更高，因此相貌对两者的职业进入无显著影响，但对服务人员的收入有显著影响。
最后来看生产人员这个职业，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和歧视程度都很低，职业进入难度也较低，因此相貌无论对于职业进入还是工资都无显著影响。
1：相貌对于进入管理人员职业具有显著影响，但在控制非认知能力后，相貌不再具有显著影响；相貌对于进入其他职业没有显著影响。
我们考察了职业获得概率的影响因素，同时比较了美貌组和相貌平平组职业分布的差异，以及如果两者获得同等待遇时的反事实职业分布，发现只有在管理人员这个职业中，美貌具有显著正效应，而该职业是工资最高的职业，验证了1。
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前提下，美貌者比相貌平平者进入管理人员的概率高26.24％。如果加上语言表达能力和待人接物水平两个变量，那么相貌对于职业获得概率的影响将不显著。因此，可以推断相貌影响职业获得概率主要是通过非认知能力起作用。
而在管理人员这个职业中，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更大，因而相貌的作用也更大。就其他变量而言，教育提高了人们进入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办事人员这三个职业的概率，降低了进入服务人员、生产人员这两个职业的概率；这与机理部分的分析是一致的。男性在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两个职业中的概率更高。
如果美貌者得到与相貌平平者相同的待遇，即劳动力市场不再偏爱长相姣好的劳动者，那么美貌者在高收入职业中（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概率将下降，而在服务人员和生产人员等低收入职业中的比重将会提高。
如果美貌者得到与相貌平平者相同的待遇，那么在大部分职业内部，美貌者的收入将下降；管理人员这个职业中美貌者的工资下降最多，达到28％，其次是专业人员。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再偏爱美貌者，那么高收入职业中美貌者的收入下降更多。
由于美貌增加了管理人员的职业获得概率，但在管理人员职业内部，既有美貌者也有相貌平平者，而后者需要更高的能力才能进入该职业，因而在管理人员职业内部，不存在显著的美貌溢价。
在服务人员这个职业，虽然进入的门槛较低——美貌者和相貌平平者都可以进入，但一旦进入这个职业，美貌者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他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也就是说在服务业，相貌很重要，美貌溢价更高更显著，验证了2。控制非认知能力后，美貌溢价仍然显著，说明在服务业存在相貌歧视。
在控制户口、年龄、教育、健康、性别、培训、地区、身份、经验、经验平方、婚姻、语言表达能力、待人接物水平和BMI等变量的基础上，美貌者和相貌平平者工资差异的36.07％是由于人力资本等禀赋差异所致，而63.93％是由于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所致。职业内禀赋差异的贡献为40.16％，职业内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的贡献为32.14％，职业间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的贡献为31.79％ 。
将每个职业内部的美貌者工资均值与相貌平平者的工资均值进行比较，由于相貌平平者进入高收入职业的概率更低，加上职业效应后，不可解释因素的贡献更大。
通过职业获得概率分析和美貌溢价分析可以发现，在职业间，没有控制非认知能力时，相貌对于进入管理人员职业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其他职业的进入没有影响；而在控制非认知能力后，相貌对职业进入无显著影响，因此职业间的不可解释因素不能归因于歧视，而是由于其他未被纳入模型的变量所致。
在职业内部，控制非认知能力后，相貌对工资差异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因此，至少在服务业中存在相貌歧视。
虽然关于相貌在劳动力市场上重要性的讨论不绝于耳，但在中国尚未得到文献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数据的可得性。
首先，如果不区分相貌在不同职业中的异质性，那么在控制人力资本、工作特征和非认知能力等变量的基础上，人力资本等因素能够解释美貌者和相貌平平者工资差异的80.9％ 。
但如果考虑到美貌者和相貌平平者在职业获得方面的差异，那么可解释因素的贡献下降为36.1％ ，而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的贡献达到63.9％ 。如果美貌者和相貌平平者获得同样的对待，那么美貌者在高收入职业的概率和收入均将有较大幅度下降。
其次，从职业获得来看，相貌只有对进入管理人员职业有显著正效应，而对进人其他职业则无显著效用；从美貌溢价来看，只有在服务业具有显著为正的美貌溢价。
本文的研究表明，职业间基于相貌的工资差异是由于歧视以外的不可解释因素导致，而职业内基于相貌的工资差异是由于相貌歧视所致。
因此，对于职业间，应当挖掘其他与相貌有关且影响工资的因素，而对于职业内部，尤其是服务业，应当减少相貌歧视。
遗憾的是，利用CFPS进行分析，无法控制调查员审美观差异对于结果的影响，如果有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拓展。由于相貌是一个主观的评判，关于相貌的度量历来是质疑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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