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筵健黄倩在海德格尔那里，方法先于题域。因为“精确的思想仅仅于对存在者的计算”，而计算往往根据存在者“有用或无用”而被清算，“把存在者当作可计数的东西”。“存在者”，可以理解为“现成存在”，也就是“已经存在，或已经出存在的东西”。“此在”是“存在”的“切入点”，因为只有人能够自身的存在，并且只有人之此在能够超越存在者到达存在。相反，海德格尔认为，“没有存在者，存在绝不现身成其本质（wesen），而没有存在，也绝没有一个存在者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往往用对待存在者的办法去对待存在，而这种做法只能遗忘存在。然而，海德格尔却没有能否用对待存在的方法对待存在者。
在海德格尔那里，方法先于题域。方法的优先性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而这也导致了与存在相应的方法，亦可以转移到存在者的领域上去；换句话说，形而上学亦即人文科学的方法，可以用到自然科学的领域。
在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那里，通常使用“科学”和“历史科学”这两个术语指代“人文科学”。其中，狄尔泰是将自然科学和科学等量齐观的先锋性人物，他将科学称为“关于现象的经验科学”或“关于世界的科学”。
1883年，狄尔泰出版了《科学引论》一书，他反对孔德和密尔等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科学的做法，主张抬高科学的地位和性，强调用理解（Verstehen）的方法研究科学。换言之，狄尔泰试图寻找适用于科学的独特方，并将科学奠基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无独有偶，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又称文化科学）。他的学生李凯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方法：自然科学采取的是普遍化方法，历史科学采用的则是个别化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有普遍适用的可能性，以医生治病为例，尽管病人情况各不相同，但可以作出一般情况下合适的对策。而历史科学的意义则在于关注独一无二的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都是对现实的研究，但自然科学的目标是支配世界，而历史科学的目标是理解世界。
海德格尔在1919年夏季学期的一门课程中详尽地再现了从狄尔泰到新康德主义的这一思想脉络，而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这个区分也在此后被他反复提及。例如，在其1929年的教职《什么是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对科学作了这样一番描述：“自然不比历史优先，反过来，历史也不比自然优先。没有一种对对象的处理方式高于另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都是科学，只是方法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当然，尽管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讨论对海德格尔有很大的影响，但海德格尔也不乏创新之处。例如，他关于“精确性”的两种不同的论述就令人耳目一新：如果精确性只是在计算、测量的意义上，那么只有自然科学精确，此时，精确性并不等于严格性；如果精确性表示严谨、认真，那么所有科学都精确。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都具有严格性。如果非得以前者作为标准，那么，正是“不精确性”构成了历史科学的严格性。因为“精确的思想仅仅于对存在者的计算”，而计算往往根据存在者“有用或无用”而被清算，“把存在者当作可计数的东西”。
然而，与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往往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理解和谈论科学，而在其教职中，他又用形而上学指代人文科学。由于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是绝对的，他这样做的后果似乎是会导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彻底。而且，海德格尔似乎更青睐形而上学，认为“科学的任何一种严格性都赶不上形而上学的严肃性”。在他那里，科学只研究存在者，形而上学则研究人的存在，亦即此在。所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亦即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自然而然地为存在者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亦即所谓的“存在论差异”。
“存在者”，可以理解为“现成存在”，也就是“已经存在，或已经出存在的东西”。存在者具有“对象性”或“内容的性”，可以问它“是什么”。科学研究的只是存在者，“此外无什么”，也就是把不是存在者的“无”当作“没有”抛弃掉。而“存在”，可以理解为“无”。无是对存在者的“超越”，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存在状态。“畏无”，畏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对象；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在畏中，人被带到无的面前，才实现从作为主体的人到人的此在的转变。“此在”，就是“此时此地”的“存在”，也就是人的亲自存在。“此在”是“存在”的“切入点”，因为只有人能够自身的存在，并且只有人之此在能够超越存在者到达存在。所以，形而上学属于人之本性，“形而上学就是此在本身”。形而上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许多人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是“无的哲学”，乃至是“完全的主义”。事实上，海德格尔从未说过“无就是”。他明确表示：这个不是存在者，但又“有”的无，并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这里的“无”是大写的“无”，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这个看似空洞的词语其实具有极其丰富的本质性，可以被理解为“在场”。这意味着，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并不等于两者的完全割裂；相反，海德格尔认为，“没有存在者，存在绝不现身成其本质（wesen），而没有存在，也绝没有一个存在者存在”。也就是说，存在和存在者谁也离不开谁。
“存在论差异”本质上是方法的差异。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往往用对待存在者的办法去对待存在，而这种做法只能遗忘存在。然而，海德格尔却没有能梦见吃饺子否用对待存在的方法对待存在者。在此，可以区分两个不同强度的论题。较弱的论题是：存在与存在者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具有各自的方法，不可相互混淆；而较强的论题则是：对待存在的方法可以转移到存在者上去。笔者支持较强的论题，并且认为，这恰恰是海德格尔超出新康德主义者的地方。有人会问，倘若以对待存在的方法对待存在者，是否会导致对“存在者”的遗忘？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虑的。“存在论差异”包含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性：存在者是日常可见的，在认识上具有优先性；存在是隐秘遮蔽的，出于自身具有优先地位。而这也就意味着，两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人们通常太看重存在者，海德格尔则要打破这种失衡的状态。
在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看来，主题先于方法、决定方法。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主题的不同，决定了各自方法的不同。而在海德格尔那里，方法先于题域。方法的优先性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而这也导致了与存在相应的方法，亦可以转移到存在者的领域上去；换句话说，形而上学亦即人文科学的方法，可以用到自然科学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海德格尔要用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去代指人文科学。这是因为，形而上学更接近于一个方法概念，且具有融摄两种科学的可能性。当然，海德格尔并不会提倡反对和取消自然科学；毋宁说，他反对的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唯一的方法，而他提倡的则是，发掘出人文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方法，并将其作为理解自然科学的另一个可能视角。在1928年最后一次马堡讲课中，海德格尔提出了“后存在论”（Metontologie）作为对基础存在论的延伸，而其中也包括对自然领域的形而上学思考。当然，海德格尔自己没有执行这一思。但是，他对哲学的全新理解无疑间接地推动了20世纪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