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社会和谐的五大关系，其中“教关系”位列第三，说明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教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 为了说明党和国家的教政策的方向，报告中指出党和国家将“全面贯彻党的教工作基本方针”，即以教政策不变，全面贯彻党的教政策，依法管理教事务，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党和国家落实教政策的目标，是要“发挥教界人士和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即教界人士和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生活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导教界人士及群众发挥积极作用。
十七大报告有“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表述，对促进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人民生活，意义重大。作为生活在的出家僧侣，也是社会的一，应该也享有社会基本保障、医疗、教育等权益。现在佛教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西北经济落后地区的大多都处在贫穷阶段，还停留在自种自收，自给自足的以原始农耕文化阶段的水平，无法起到引导四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作用。目前只有少数解决了僧侣基本保障问题，而大多的经济能力尚无法承担僧侣的养老、保险、医疗等基本保障，笔者真诚地希望在十七大的鼓舞下，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佛教界能集中精力，解决这一历史性的难题。
报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而佛也是中国，也享有平等教育的。在平等教育权益中，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出家僧人的教育权益问题。出家僧人是佛教的和布道专业人士，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要求，继续教育刻不容缓。佛教注重青年僧侣的培养深造，要求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梦见钞票而少数国家院校对佛教教育文凭、出家身份接受教育等问题还持保守态度，甚至这种平等的权益受到。十七大报告为我们指明了航向，说明出家僧侣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益。
二是在家接受教育的权益。如何引导这些分布在社会各阶层的在家佛，使之成为建设小康生活的重要力量，就成了当今必须面对的问题。像原中国政协副***、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就是以在家佛身份，成为党的亲密朋友，对社会对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报告中还有“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论述，为将来佛教在党和国家领导下，规范参与社会办学用到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方面，有重要意义。
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文化”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高度，认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而“丰富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报告要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民族文化，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喜讯。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有丰富的人文哲学思想和伦理，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有重要贡献。
佛教的活动，可以“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文明建设全过程，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广大佛“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思想的影响”。佛特别是出家僧侣，许多人都是饱学之士，为当代思想家哲学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能起到促进作用。中央要求“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和优秀人才世界”，对佛教未来影响深远，如中国佛教文化的世界化推进，提出了理论指导。
在“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指导下，佛教参与社会伦理规范，“社会正气”，“大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发挥佛教心灵关怀的特长，“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主动为祖国分忧，为社会分忧，为提倡“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参与“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努力奋斗。
在“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方面，佛教大有可为。我们要佛教优良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在“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优秀文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佛教积极主动，为中华文明，振奋民族，贡献自己的力量。
十七大报告要求“发展基层，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我们当在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模式，形成一套既能保持传统管理经验，又能科学化、化的管理机制。太虚大师曾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对佛教组织建设有基本的设想，今天，我们应该吸取太虚大师的创新思维，结七大，把中国佛教建设成的高效的精英队伍，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
对于中国佛管理思，应该从佛教协会入手，到地方或团体，形成有效管理机制，本着大众推荐，四众共同参与的（佛教的叫羯磨制度，有2600多年的历史），管理佛教事务。制建设是佛的基础，一系列佛教管理规章制度，如1200年前的《丛林清规》应运而生，为规范佛教事务，管理佛教事务，发挥社会，提供可操作性平台。
佛教经济以经济为基础，是支撑三宝事业的命脉。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佛教经济从封建社会地主庄园式经济模式，变成当前不定式经济。所谓不定式经济，即不像封建社会有大量田地可供耕种，有皇家俸禄供给，而要靠自己努力，或农或商，自给自足，以寺养寺。现在中国佛教的经济收入，主要在农业、旅游业、教产业三种类型，目前最多的是第一类，生活在广大边远地区或农村地区的，主要是以农业为依托的原始经济模式，勉强维持温饱水平，对社会所发挥的教功能也极其有限；在旅游业发达地区，如四大名山等地，是以旅游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即出家人以发展旅游业如门票（大多数门票可能不一定是佛教收取的）、开办旅游相关产业，所获得的利润用于的建设，国家文物的，日常开支或兴办院等；第三类是城市化佛教，多以教产业维持生计，如兴办素食，开佛教用品及佛教书籍商店，经营香火纸烛，教法事，教捐赠等，苦苦经营，以养寺安僧，或济世。这些经济模式最大的特色是不稳定性，容易受到市场影响，一旦特殊情况，没有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只有破产一途。如何发展稳定的经济，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就成了当今方丈们最重要的课题。
可以说，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而佛教现在的责任往往负荷过重，如古寺多为国家重点文物单位，如何有效这些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遗迹，大多成为僧人们的不堪之重；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地，继承和传统文化的重任，就落在了出家僧人的肩上；协调佛之间的关系，调动四众的积极性，为出家僧人之要务；举办院培养人才；开展利生事业，引导在家信众；参与社会慈善及公益事业，实践慈悲济世等等，都要有经济作为支撑，否则只能是一句空头口号。在发展稳定的经济上，我们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不佛教伦理的基础上，调动在家信徒的积极性，广泛开展社会经济实体建设，形成佛教新型经济模式，为佛教利生事业，提供坚强的后盾。
最后，在解读十七大关于教界“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不能片面以“经济”二字作为利用佛教搞经济开发，甚至是“教搭台，经济唱戏”的借口，因为佛教属于教领域，应该在教人文上多作贡献，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贡献。佛教的发展，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软实力，是不可忽视的经济发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