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表示，过去五年，我国执行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政策。“我们的环境监管，包括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力度非常大。但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地方平时、督察来了又乱作为的情况。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受疫情影响之下，地方有相当一些声音，希望能够放松环境监管力度。”这次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到，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如果我们要平衡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话，就需要更加依法、科学、精准地治理污染。”
他表示，疫情发生后，保经济和民生是重中之重，但今年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所以统合这两者，一定需要用创新的方式、用市场化手段。比如我们通过环境大数据去开展绿色信贷，向企业提供绿、蓝、黄、红4种颜色，到现在为止梳理了数以万计的企业，其中有近500家企业已经开始整改，修复环境信用，这就是一个绿色的经济恢复，这样的恢复过程中，实际上影响的是黑色P。做得好的、负责任的企业，反而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总体上对我们的经济不会产生重大的冲击。
提到，我国的大气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去年PM2.5年均浓度仅42微克/立方米，创监测以来新低。不过还有很多城市PM2.5并未达标，在PM2.5治理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治理PM2.5同时，臭氧问题开始，两者需要协同治理。臭氧前体物是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后者排放来源多、分散，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所以我们下一步的治理，不能仅仅通过一方去发力，还需要动员社会监督的力量，要动员市场的力量，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现在全球来看，中国率先实现了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测数据的实时公开。从实时公开的情况看，仍然有一些排放量很大的企业，还没有完全达标。同时，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企业的数据公开也有所退步。如果将公开排放数据的企业对接到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等市场化手段，这样就避免了依靠监管可能导致的“一刀切”等问题，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认为，目前大气治理难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以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其中，京津冀和汾渭还受到地形因素影响，环境容量有限，扩散条件较差。理想估计，在区域协同以及各项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前提下，2025年PM2.5年均值预计可以达到国标35微克/立方米。“当然，周边城市没达标之前，我们不能单独“擦亮”这一个点，还是要协同。同时，治理措施不但要精准到区域、城市、行业，还要精准到一家又一家企业，进行差别化监管。
彭应登介绍，蓝天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大气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包括PM2.5浓度目标提前实现。“不过，行动计划中要求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比率达到80%，这个目标还没有完成。说明在治理过程中还存在急于求成的情况，地方上也存在‘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行为，也说明我们的治理还不够精准、还存在不现象。因此，减排空间压缩之下，措施要更精准，才能降低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
对于经过多年大气治理，如今减排空间已十分有限，未来还可以从哪些领域挖掘潜力这一问题，彭应登表示我们在目标设定上，有些急于求成。他提到，前期在能源、产业结构调整中，我们下的功夫最多，效果也最明显。但是随着治理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些难题，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这两个结构调整还没有到位。“这两个结构还有减排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要精准治污的原因之一。”
彭应登举例称，我们发现在大气治理的重点领域中有个特点，要想区域性地改善空气质量，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至关重要。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已经建立了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苏皖鲁豫恰恰是长三角和京津冀周边两大大气治理重点区域的连接带，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周边地区着力解决的问题都卓有成效，苏皖鲁豫大约20多个城市空气污染显示出来了。
提到环境治理“放水”的问题，彭应登表示，环境治理目标并没有下降，底线没变，目标值也没变。“大家可以从放管服的角度来理解，环境治理也体现了放管服，虽然手续简易了，但是中间监督过程更严格了。环境准入门槛调整后，加强了中端管理和末端追踪。中间管理有很多手段，比如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强化监督等等，在监管的同时，我们还有帮扶，在技术和政策层面帮助地方治污。应该说，环境和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基本局面已形成，不存在环境治理“放水”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虎峰表示，在今年的特殊情形下，报告与众不同。首先，开篇报告以“三个最”开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这是首次以医疗卫生开篇的一次工作报告。紧接着，报告又以非常大的篇幅，总结这次疫情应对的基本情况和规律，这也是从未有过的。王虎峰指出，按照往年的报告体例，一般是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的工作，而这次报告用一半的篇幅总结今年以来应对疫情的工作，这异乎寻常。“我认为这非常合情合理，也要认识到当前局势下，疫情防控仍然是工作重点，并且任重道远。”
在王虎峰的观察中，自从十七大以来，国家在重大会议政策文件中，一般都会有民生板块，其中都会专门涉及医改或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今年和往年不同，不仅有单独的板块，而且在这个板块中又对公共卫生领域进行加强，这是一个突出的亮点。他提到，今年的报告，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部分首先提到要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措辞力度非常大，明确提出要“”，特别是结合这次疫情发现的、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同时，报告还提到完善疫情直报系统，要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报告中的这段话抓住了疫情期间大家最关注的几个问题点，虽然着墨不多，但每一个点、每一个词都抓住了当前的要害问题。
王虎峰说，报告提到要用好抗疫特别国债，这常时期应该有的非常之举。报告不仅提到要发行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并且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部分又专门讲到这笔钱如何用，这值得认真研究领会。比如，主要投入疫情应对的研发，投入移动实验室，还要投入基层，这几个投入解决了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大家都觉得疫情之后有一些短板需要补，钱从哪儿来？报告应该说是一场及时雨，就大家最关心的这几个问题给出了答案，即资金怎么来、怎么用的，这都是当前最急需的，含金量非常高，针对性非常强。”
王虎峰提醒，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作报告并没有提爱国卫生运动。今年的报告特别提到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虽然字数不多，但信号非常强烈。“现在疫情从应急状态进入了常态化防控阶段，境外输入疫情压力较大，国内仍存在反弹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王虎峰说，要把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相结合，最好的办法正是深入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报告给出了信号或者说提示，接下来在这方面会有一系列举措，我们作为一个居民也要有这个意识，主动响应和配合”。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当前“六保”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表示，今年的就业工作有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就业压力更强，任务更重，责任更大。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比较稳定，但全球新冠病毒疫情还在发展之中，所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很大，在这个背景下就业工作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此今年就业工作压力会更强。而今年我们要完成900万新增就业，还要把调查失业率、登记失业率分别控制在6%左右和5.5%左右，难度不小，任务很重。“为什么说责任更大？今年既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定局之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能不能做好就业工作，事关亿万人的民生之本，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党和的承诺。”
今年工作报告没有对P的增速设置明确的目标，但是在很多方面都设置了发展的目标，比如在就业方面就有明确目标。对此苏海南认为，新增就业比往年下调了200万至300万，这样一个下调是完全符合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现实情况的。“我认为按以往每年实现新增就业1100万至1200万的实践经验，加之今年把保就业放在首位，我们又有一整套就业创业政策和相关社会保障政策，900万新增就业目标应该能够完成。”
对其他劳动者，特别是第二产业乃至第三产业的劳动者，苏海南提到，他们的人员构成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对城镇的一般生产、工作等规则了解不多，特别需要对他们进行上岗培训以及上岗以后的在岗培训。“这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由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促进我们整个二产三产劳动者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社会保障在中间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鲁全表示，在“六保”中，前三项涉及居民就业、基本民生和市场主体，都和社会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社会保障如何跟就业良性互动，现有的社会保险对就业的支持是比较间接发挥作用的。比如失业保险的稳岗补贴、社会保险费的减免，都是通过降费为企业减少负担，让企业能够更多地吸纳就业或者是稳定就业，这是间接发挥作用方面。
“但其实社会保障在稳定就业，甚至扩大就业方面，还有很多可以采取直接的措施。比如社会保障不仅有现金的提供，同时还有服务的提供。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的发展都直接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所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现行的这些间接方式来支持就业，也可以通过一些更加直接的方式来支持就业。”
工作报告中明确阶段性降费的政策一直可以延长到明年，鲁全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而且也是符合社会保险制度发展方向的。因为现在的总体费率比较高，而这种高主要是因为地区之间负担不公平所造成的。降低并且均衡费率既符合阶段性的目标，也符合长期的制度发展的目标，所以无论是保就业、保民生、还是保市场主体，社会保障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目前养老保险的费率调到16%，我们研究认为还是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当然这需要有更多的支持性的政策，比如要尽快实现全国统筹。现在，不同地方之间的费率实际差别仍然较大，比如珠三角的一些沿海的地方，因为劳动力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可能长期保持在12%左右的较低费率，而在部地区、在老工业，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费率，所以部分地方基金收不抵支，但是更多的地方，或者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其实是收大于支的，因此如果更快地去推进全国统筹的话，相信社会保险基金长期的可持续性是没有问题的。其次，仍然是需要开源，社会保险基金的来源不仅包括个人缴费，同时还包括财政支出，全国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国有资产划转等。所以现在已经加快了国有资产划转补充社会保险基金的进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也超过了2万亿。因此我们的基金来源还是有保障的。因此无论是从统计指标看，还是从制度发展看，费率仍然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并且是在养老金水平不下降的情况下。我相信社会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保险基金在中长期还是具有财务可持续性的。梦见放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