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蔚提到智利，笔者的脑海里立刻会出现三个名字—阿劳、聂鲁达、阿连德，或者说他们是智利的三张名片。阿劳作为20世纪世界一流的钢琴家，他对古典音乐爱好者的魅力无须多言。聂鲁达，智利现代最伟大的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获得者，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阿连德，1970年代初的智利民选总统，却倒在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人枪口下，以身殉职。这两位智利现代的风云人物，在该国作家安布埃罗的长篇小说《聂鲁达的情人》中，实现了奇妙而悲壮的交集。安布埃罗是智利当代文坛最成功的小说家之一。
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73年，旅居智利的古巴青年卡耶塔诺在海港城市瓦尔帕莱索市长举办的一场晚会上，结识了病痛缠身的著名诗人聂鲁达。聂鲁达雇他去寻找一位旅居墨西哥城的古巴医生布拉卡蒙特博士，不料他真正要寻觅的是医生的妻子贝阿特丽丝—诗人往日的情人之一。卡耶塔诺一明察暗访，足迹遍及墨西哥、古巴、东德、玻利维亚和智利，在东德他被秘密堵截，在智利他被军人险些丧生，并听到了阿连德总统在之前向全国人民发表的讲话。在这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卡耶塔诺展开了他自己也未曾想到的惊险神奇的侦探生涯，他能帮助生命垂危的诗人如愿以偿吗？
这似乎是一部侦探与悬疑小说。小说中，聂鲁达送给了卡耶塔诺几本著名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的作品，他效法西默农笔下的马格雷探长，去解开缠绕在诗中的谜团。然而，悬疑与侦探只不过是罩在这部小说上的一件外衣，随着故事的峰回转、跌宕起伏，以及作家抽丝剥茧般解开聂鲁达的一段段情史，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聂鲁达其丰富奇特的情感经历，透视其中所蕴含的复杂的人性，才是这部小说的主旨所在。
聂鲁达的第一段感情故事发生在东南亚的缅甸，那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他与美丽空灵的荷席一见钟情，爱河，却因自己的放浪形骸让荷席妒火中烧，以死相逼，吓得落荒而逃。正是有了这次噩梦般的经历，当诗人在爪哇岛上偶遇健美明朗的荷兰姑娘玛莉亚时，彷佛一股清风吹来，他立刻“泡”上了玛莉亚，并很快结婚。但是，诗人1934年在西班牙结识了阿根廷女人德莉亚后，立刻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玛莉亚及其残疾的女儿。
诗人每一次的情爱传奇都是对他前一段感情生活的否定和扬弃，他在“行乐须及春”的同时，也将他怯懦的本性袒露无遗。不过或许，文学的本质不完全是充德，而是展现生活的各种可能，发掘变化莫测的人性。本书将聂鲁达拉下了神坛，但无可否认，五光十色的情感生活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就像他对卡耶塔诺的那样：“没有她们，可能我就写不出诗来了。莫非你以为诗歌是从空气飘出来的吗？”
诗人与德莉亚的相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德莉亚出身上流社会，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比聂鲁达大20岁，但气质高雅，令诗人一见倾心。正是德莉亚将聂鲁达领进了自己的“朋友圈”—让他认识了阿拉贡、毕加索、艾吕雅等著名作家、艺术家，介绍他加入了，并帮助他在欧美文坛一举成名。在她的影响下，聂鲁达安排成千上万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的派人士前往智利避难，为此被智利撤销了外交务。
可是，当貌若天仙的墨西哥贝阿特丽丝出现在诗人面前时，他的情感天平再次发生倾斜，郎才女貌、暗结珠胎的古老故事立刻在两人之间悄悄发生了。不过，当贝阿特丽丝告诉她自己已经怀孕，诗人却无情地回应她：“如果怀的是我女儿，最好打掉她。我只能是畸形女儿和诗歌的父亲。”刚烈的贝阿特丽丝以跳入河中、愤然消失回应了他的始乱终弃。
在诗人闪烁其辞，卡耶塔诺曾经怀疑他在演戏，聂鲁达以饱经沧桑的口吻告诉他，人的一生就是一次换装。在生活的大舞台上，聂鲁达向世界呈现的是成功的、杰出的诗人和左翼社会活动家这几个光彩照人的角色。然而，他又是个放荡不羁的情圣，其个性中的面鲜为人知。就在卡耶塔诺终于找到贝阿特丽丝和她与诗人的亲生女儿缇娜，把好消息告诉他时，诗人又一次了，理由是阿连德总统刚来看过他，动荡的政局容不得他沉湎于儿女私情。他决定辞去驻法大使，再次拿起诗歌的武器去人民。如此令人肃然起敬，只是诗人在人生的换装中表演惯了，难免让人怀疑他真实的心理动机。
不过，诗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痛责自己是“一个的人，一个狗娘养的。逃离就是我的艺术，到了暮年我方才明白这点”，这样的十分真实，无须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