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茅盾文学颁，格非、苏童、金宇澄三位南方作家获，有报道称，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本届茅盾文学青睐江南作家。白烨：现在在长篇小说领域里，能看到的现象是，在总体多元的状态中，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两种写法，日趋分化，几成定势。
第九届茅盾文学颁，格非、苏童、金宇澄三位南方作家获，有报道称，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本届茅盾文学青睐江南作家。
总共五人获，就有三位江南作家，或许是一个巧合，或许也真实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某种变化，对此，著名文学评论家，也是本届茅盾文学的评委白烨说，“可能评时确实会有一些地域平衡的因素在其中，但在今天，当我们讨论文学的时候，其实是不分南北的。”
现代文学史上，南北文学的分野确实存在，南方作家和北方作家之间微妙的不同也一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之一，白烨说，“在历史上，有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学，也有为中心的京派文学。从大的方面来说，北方南方各有自己的特点，如鲁迅所说，北人厚重而弊在愚，南人机灵而弊在狡。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到来之后，文学的这种分野越来越不明显，文学本身，也在不断地进步，更多追求思想的内化，从社会到人，从群体到个体，文学即是人学，这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趋向”。
白烨：我们的国家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区域与地域，这在古代时期，因交通不便，地域阻隔，两地人民从居住、饮食，到语言、文化，都存在明显区别和较大差异。近现代以来，随着交通的飞速发展，人员的频繁流动，区隔在不断打破，差异在逐渐缩小，不像古代时期那么大了。从文学上看，现代时期仍因南北文化的不尽相同，也确实造成了不同的文学风景。因北方临近中心，文学人普遍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而上海商业文化发达，文学人更具市场意识。因此，就有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学，以为中心的“京派”文学。这两个文学派别对于今天的文学有没有影响，我没有研究过，但感觉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是潜移默化而已。
白烨：文学上的这种分野还是源于与地理、、气候相关的综合因素。如气象上的南涝北旱，饮食上的南米北面，交通上的南船北马，住房上的北平南尖，人文上的北政南经，语言上的北齐南繁等等。学者刘申叔曾说过：“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和黑土地，景色壮丽，气候干燥寒冷，天空高旷凄凉，植被贫乏，在这种下，人物的性情多厚重、强悍、豪爽、严谨。而南方水流纵横，山色，植物华丽，气候温暖湿润，云霞低垂清灵，在这种下，人物的性情多柔婉、细腻、灵捷、浪漫、精明。但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在愚，机灵之弊在狡。这里只是各自的特点不同，并不存在优劣之别，高下之分。
晨报：有观点认为，很长时间中，北方文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而到当代，南方文学的生活化叙述，则更贴近人，是否如此？
白烨：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现在则要存疑。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上海就一直与并列为文学、文化的中心，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都与上海有关。如“伤痕文学”的命名，就是来自于卢新华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在文艺理论领域，较早掀起文艺关系讨论热潮的重要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的工具”说》也发表于《上海文学》。九十年代，“人文”的讨论发起于上海，“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也首先出现于上海学术界。从创作上看，南方作家确实也表现出了他们在地域上带有的自身特点，比如他们更为注重日常生活叙事，写法上更善于以小见大，风格上更为细腻，等等。
白烨：文学，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主要还是要写人的性格，人的情绪，人的命运，人的历史。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人们对于文学，对于小说的认识，不断深化，与时俱进，其主要标志就是“向内走”，也即走出长期以来的社会学桎梏以及性要求和简单化判断，向人的现象学、主体能动学靠近。好的创作，一定是把那些外在的东西消化之后内化于自己的艺术叙事，在故事生活化和生活故事化的娓娓道来中，去写人述事，表达臧否。因此，要说最为符合文学的本质的，那就是“文学是人学”。在这一方面，南方和北方的作家，各具优长，各有千秋。
晨报：当今文学界中，北方和南方文学情况如何？南方作家这一次更多获得茅，是否和当今社会逐渐化、生活化有关系？从南方文学中应该注意到什么？
白烨：现在的文学评论，一般较少从地域角度来做考察、分析和比较、评论，我也是如此，所以没法细加评说，更多时候，作家会被当作个体来看，而不是以某个流派、某个地域来区分。或者说，某些时候，因为我们社会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代际之间，因为成长的巨大差异而使得不同代际的作家也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代际有时候会成为比较的一个角度，而地域之间的差异则相反，正在消弭。就我的感觉而言，只能说北方和南方，都有好的作家，好的作品，南北两个方面不分上下，难分伯仲。至于南方作家这次获者有三位之多，也是他们正好遇上了，对位了，也评上了，我不认为这里有着什么特别的意义。上一届茅盾文学获的五位作家中，也有毕飞宇、刘醒龙两位属于南方，占据了获作家的五分之二，当时人们也没有特别关注到他们的南方地域属性。获这种事情，是巧合而已，不必抓住一点去过度解读。
晨报：在过去，北方文学更注重于宏大的命题和叙事，关注时代的脉搏，的立场，在今天，是否也应该学习内化的写作，关注个体的体验呢？
白烨：北方文学的说法本身相当笼统，包含的东西太多，难以尽述。而且现在的文学，跟过去相比，已大幅度地走出了群体性的写作，越来越个人化，凸显主体性。所以，作家按照自己的目标与数前行就是了。当然创作需要借鉴优良文本，需要吸取新鲜营养，所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一定是需要的。但也别忘了，学习他人是相对的，保持是绝对的。
晨报：社会越来越多元，文学也在多元，未来的文学创作会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可以看得到的现象或者趋势？
白烨：现在在长篇小说领域里，能看到的现象是，在总体多元的状态中，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的两种写法，日趋分化，几成定势。同时，传统的严肃文学的写作，本身和以前也有所不同，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进步，不仅跟随着时代的进步，也适应着文学本身的进步。而类型文学是新兴的文学，从出现开就是发展迅速，到如今已经有了庞大的创作群体和读者群体，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影响力日渐扩大。严肃文学和类型文学，两种文学和两种写法，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受众，这种并立与互动，也许值得人们予以关注。还有就是以“50后”为代表的壮年派宝刀不老，常能给人以意外，而以“70后”为主的少壮派锐气逼人，正在强劲崛起，甚至开始成为重要项的获得者。他们今后会有怎样的发展，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也都很值得期待。
晨报：界范围内，一国之中南北差异和融合的现象也同样存在，比如美国，美国也曾经历过南方文学崛起，并且影响整个美国文学的历史，我们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白烨：这既不好类比，也不好预测。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没有一个类似美国的南方文学，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毕竟我们和美国所处的时代、所处的情况都有不同。我们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时代的变化影响着文学创作。因此，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现在更多表现为代际之间的差异，如前所说，不同代际之间，在今天表现出来了较为明显的差距，包括新兴的80后、90后，他们在创作和阅读上的状态，和之前都不一样。我觉得在今天，这种代际之间的差异问题更为突出，至于地域差异，尚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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