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山夕阳》一书，应当可以算是我的第一部自选集，不过，该书是以十多年前我在城大多次主讲“文化”和“客座教授系列”的内容编选而成，主题相对集中。而本书则是从以往发表的数十篇学术论文中挑选出来的，大概算是对迄今为止个人研究的一次回顾。
文集中的第一篇《从客家文化背景看〈天朝田亩制度〉之由来》，是二十多年前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一篇习作。该篇小文与博士学位论文无关，完全是即兴的客串。之所以有这篇论文，与我研究生时代的兴趣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对建筑学和聚落地理颇感兴趣，研读过一些相关论著，也翻阅了不少测绘资料。某次，在浏览《广东画报》时，偶然瞥见一幅华南围屋的彩色图片，其中，知名摄影家欧松德从高处俯瞰大地，但见平畴沃野之间，形态独特的围龙屋呈孤立式，画面之精美，让我极感震撼，陡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产生的联想是——这或许与《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的太平之基层组织有关。于是，便以极大的兴趣收集各类史料，草成这篇小文。后经多次修改，发表于1992年的《复旦学报》。
该文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透过从传统迄至近代连续性的考察，对《天朝田亩制度》做了一个新的诠释。在我看来，《天朝田亩制度》是典型的客家文化氛围的产物，而绝非向壁虚构的幻像；它所根据的蓝本，则是活生生的华南社会生活和客家聚落的族群结构。此文后为报刊复印资料《近代史》全文转载，并被遴选收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特刊（1995年）和《光华文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史学卷（2008年）。文中提出的观点，得到了一些近代史学者的认可。回头想想，这大概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1840年颇像是一道横亘于前的鸿沟，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者似乎谁都不愿向前跨越一步（这种情况，近年来当然已大为改观）。因此，从传统聚落地理的角度透视近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在当时颇具一些新意。如今，时间虽然已过去二十多年，但该文对太平这一纲领性文献的诠释，感觉仍然站得住脚——它似乎解决了近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故而敝帚自珍，将之冠诸自选集的第一篇。
上文发表时，我已毕业留校任教。其时，在中国学术界，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而历史人文地理亦在迅速复兴。社会史研究深受人类学者的启迪，重视对基层社会的考察与探索，诸多学者开始以“人”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基层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的深入探讨。一些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更大力提倡利用族谱、尺牍、民谣俗谚、传说、民间唱本、契约文书和教科仪等乡土文献，力图透过解读民俗史料，阐释各类人文现象的内在意义，以把握的生活世界和心理世界。而与社会史发展的趋向不谋而合，地理学研究也逐渐加强了对人文社会因素的重视，特别是历史人文地理，自然更不能缺乏对人本身的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视实地考察与文献分析相结合，重视对传统人文背景下区域社会变迁之综合性研究，也就成为个人学术追求的方向。当时，我开始思考对各地人群的系统研究。1994年开始，由我策划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在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此一丛书由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我则担任丛书的副主编。这套小现在看起来大概不太起眼，不过，当时我们首先提出了“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多年之后似乎已为学界同行所接受。所谓区域人群，是指传统时代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各地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明清时代的“徽州朝奉”、“绍兴刀笔”、“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为此，我对这些区域人群及其相关文化，都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收入本书的《凤阳花鼓新证》，发表于《复旦学报》1995年第2期，就是此一阶段的一项。
与此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深入，商业史研究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以徽商研究为核心之一的“徽学”更是成为一门显学。当时，我因博士论文关涉两淮盐业与苏北区域经济地理，在相关的探讨中，寻找到一些明清徽商的新史料。毕业留校后，就花了不少时间，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徽商与区域社会变迁的问题。1996年，经朱维铮先生、唐力行先生和业师邹逸麟先生的鼎力推荐，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一书，有幸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徽商与区域研究的专著，它以制度分析入手，探讨了明清盐政制度的嬗变，徽商之土著化进程，以及徽商对东南城镇、文化的影响。蒙学界不弃，该书出版之后受到了较多的关注。2014年，适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二十周年纪念，此书重新修订，成为七部被选中再版的著作之一。作为年轻时代的旧著，近二十年后仍有机会修订再版，内心颇受鼓舞。
《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出版之后，就我个人而言，“徽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不久，我在皖南意外发现一批珍贵的徽州文书，特别是在学界习见的土地契约之外其他民间文书抄本、稿本之大规模发现，为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的拓展，展示了极为广阔的学术前景。此后迄至当下，来自田野的民间文献层出迭现，而收集、整理和研究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也就成了个人学术生涯中颇为重要的部分。在此过程中，我长年奔波于田野乡间，在皖南做过上百次的村落人文地理调查。其间，经眼过无数的徽州文书，手头亦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一批学术收藏。在此基础上将勤补拙，次第撰述，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个中，《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至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一书出版于2002年。该书将徽州文书研究对象从以往的狭义文书（契约）转向全方位的民间文献，力图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拓展徽州文书研究的视野。同年，我意外发现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该书是来自民间未刊的两种珍稀稿本，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自叙家世的章回体小说。类似于此长达四十余年、多达二十余万字的连续记录，“是近年来徽州新史料发掘过程中最令人振奋的重要收获之一”，对于晚清时期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为此，我撰写了《徽商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发表于《史林》2006年第5期，现收入本文集。2011年，《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一书出版，该书收入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它以区域研究的视角，对村落文书的动态演变及其基本功能、日用类书与社区日常生活、礼生与村落文化资源、民间基层地缘社会组织之嬗变、风俗地理与民事惯例、族与地方社会等问题，都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在徽州文书的发掘与研究方面，有不少新的收获。
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以其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闻名于世。20世纪末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促进了“徽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近十数年来，“徽学”研究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文书研究的新时代，利用第一手的民间文献从事徽州及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研究，在学界已蔚然成风。而就历史地理研究而言，民间文献之大批发现，也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徽州在全国具有极强的文化辐射能量，这是明清史、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绝佳的领域。区域历史地理以区域的综合性研究为对象，重视人类活动的区域特色，探讨空间结构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对于徽州民间文献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充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内涵，而且，也将拓展徽州文书研究的领域，凸显民间文献新史料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学术意义。收入本书的《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区为例》一文，就首度利用诉讼文书等多种文献，对区域历史地理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透过性的研究，该文指出：对地名的考察，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地理学分类，而应对地名变迁的历史轨迹，做出尽可能细致的分析。事实上，地名折射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它不仅具有地理方面的指标意义，而且还蕴含着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透过对历史地名变迁轨迹的追溯，可以一地的社会地理背景，从中看出各色人群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当然，除了对地名改名及雅化的探讨之外，最近二十年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对于历史地理诸多领域的研究，皆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例如，以往学者主要利用一些坊刻的程图记，研究明清时代的交通地理。而在陆续发现的徽州文书中，我找到了数十种新的商编程抄本。这些由来往各地的徽商手书之抄本，既包括以往常见的商编程，同时还附有相关的营商规范、契约文书和诉讼案卷等，据此可以较为确切地了解该书作者（或编者）的区域社会背景，从而有助于我们将商编程放在具体的商业中去考察，而不是仅仅将之视作交通地理中诸多枯燥地名的简单。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今后我拟出版专著予以系统论述。目前选编入文集的《太平前后徽商在江西的木业经营——新发现的〈西河木业纂要〉抄本研究》，则是近年来我对商编程系列考释中的一篇。
20世纪90年代末徽州文书的“再发现”，还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其他区域民间文献的大规模发现。其中，清水江文书之再度发掘、整理和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都是20世纪开始发现、迄今仍层出迭现的较大规模的地方文书群，对于明清以来中国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2012年，我因参加复旦大学历史系朱荫贵教授主持、与贵州大学合作的项目，遂根据以往的积累及私人收藏，撰写过两篇与清水江流域历史地理与社会史研究相关的论文。其中一篇是将徽州文书与清水江文书这两个重要的地域文书群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新发现的商编程抄本为核心史料，探讨了徽商与临清帮商人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另一篇《清水江文书所见清、时期的风水先生》，则以贵州大学收集、当时尚未梓行的“天柱文书”为中心，证以公开出版的“锦屏文书”，并结合徽州民间文献，对活跃在清水江流域和皖南徽州的风水先生做了比较研究，从自然地理、政区沿革、移民与区域社会变迁的角度，了两地相关契约之不同特色以及各异的区域历史背景。
除了历史地理、民间文书之外，近二十年来，域外汉籍研究亦是我着力关注的重要领域。汉文曾是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通用语言，主要保留在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汉籍史料，不仅是中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这些资料，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很多都属于新的史料来源，亟待深入发掘与利用。1997—1998年和2003—2004年，我在日本创价大学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分别做过一年左右的学术访问。其间，在日本和美国收集到大批域外文献，特别是当时尚未引起国内学者广泛重视的朝鲜燕行录、日本长崎唐通事史料、琉球官话课本和近代传教士编纂的榕腔文献等。此后十数年，我陆续利用这批史料，开展东亚海域史和清代社会史的研究，并于2015年初出版了《袖中东海一编开：域外文献与清代社会史研究》一书。该书力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考察曾共享文化传统的东亚历史，将明清中国放在东亚研究的脉络中去考察。在研究理上，借鉴中国区域社会史的方法，将中外文化交涉还原而为具体人群之间的交流，进而将史、贸易史以及广义的文化史转向社会史的研究。通过将各种原本孤立的现象加以综合分析，缀合出更为完整的社会文化图景，以期对明清时代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更为客观、真实的评价。收入本文集的《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和《18世纪东亚海域国际交流中的风俗记录——兼论日、朝对盛清时代中国的重新定位及其社会反响》二文，也就是与此主题相关的研究。
综上所述，收入本文集的这些文章，反映了我过去二十多年间不同阶段的学术兴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的内容，即历史人文地理、徽学、社会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等。
在这里，要感谢书局的盛意，让我有机会出版一部自选集。我以为，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个人学术研究的重要契机。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六零学人”大概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代。回想我们的老师辈，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曾浪费在未曾停歇的中；而我们，则能在一个相对安定的下，幸运地以学术研究为终生职业。我出生于1964年，小学毕业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已基本结束。我们这一代人属于比较早（如果不是最早）的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读书人，从本科到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再到留校任教，虽然不间断的学校生涯也带来社会历练的明显不足，但对于心无旁鹜的学者而言，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了！1982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百废待举，充满了勃勃生机。而当时的复旦大学亦是欣欣向荣，富于学术理想。从时代过来的不少学术前辈都还健在，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活跃在学术领域的前沿……而从那时到现在，转瞬已过了三十余年。在此过程中，经历了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了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快速发展。其间，既遭逢20世纪90年代的“史学危机”，亦经历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既目睹了一些著名学术机构的盛衰递嬗，更看到不少新兴学术领域的拓展与学术之兴起。其中，历史人文地理的复兴，社会史的崛起，历史人类学之发展、壮大，都给我以极大的影响。1986年，我考入本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其时，正值史地所的全盛时期，所内高手如林，学风严谨。虽然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一度言人人殊，但平心而论，历史地理学更多情况下仍被人习惯性地视作历史学科中的一个小门类，只是因为有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先生等一批超一流的学者，才使得历史地理专业在大历史领域中独树一帜。其中，谭先生的学问精深，他在历史政区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移民史等诸多领域创见卓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所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目前已蔚为大国，形成了不同的分支。迄至今日，史地所同仁的诸多研究，基本上都可以在此学术脉络中得以梳理。对我而言，自己于求学及学术起步阶段，能久荷薰陶于此，这是个人一生的幸运。前辈学者严谨的治学与突出的学术成就，曾给我以极大的鞭策。只是与周遭其他的研究略有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徽学”逐渐成为个人学术领域的“痴绝处”之一，这在复旦并无师承，而是由我拓展出的一个学术空间，开山挖铜，自有一番乐境。虽然是否已铸出新钱不敢自诩，但为此曾投入了极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正因为如此，在外人看来，此前的一些研究似乎游离出历史地理的学科边界，在早年亦曾过不少困难与挫折，但也自觉因此而有了更多的收获与欣喜。事实上，民间文献的大批发现，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回头想想，这或许也算是学术上的一种殊途同归吧。在此，我要感谢学界的诸多师长、好友，正是因为他们的宽容、支持与鼓励，我才得以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发展，能够“读史随心”，从事个人感兴趣的诸多探索与研究……
光阴荏苒，转眼已知，或许应当对既往的学术研究多所反思，以便重新出发，在这个功夫多在学问之外的年代依旧摒弃，“进取不忘其初”，做些自觉有趣、也更为重要的学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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