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漉漉的青石板小，曲折通幽的小巷，水墨画般的江边小屋；潺潺见底的溪流，逶迤秀丽的高山，险滩中起伏的小船，江岸奇特的吊脚楼；民风淳朴而憨厚，善良而强悍，男人有着“豹子”般英武与多情，女人有着“媚金”般热情与美丽，那里生生不息地繁衍着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儿女。这就是湘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P53）从地理空间上看，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湘鄂黔渝四省市交界处，包括武陵山、雪峰山和云贵高原环绕的广大地区。从时间存在看，湘西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圣地；同时，她像一杯封尘的美酒，随着时间的流逝，却仍然酒香四溢。从文化向度上看，湘西世界古老的民俗民风中的淳朴率真和神性图腾，在沈从文看来是现代文明进程中出现的颓废和人性弱点的良药；湘西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与边缘文化，与城市文化、主流文化共时性存在，甚至以“边缘”的姿态敲响“主流”文化的警钟。
湘西世界已经超越了时空文化向度，她以永远现在时的形式，存在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文本符号中，她成了沈从文理想社会的寄托，也是沈从文先生对比都市文明中的冷漠、和，倾心构建地“希腊小庙”。沈从文一再申明，他的理想不是在“这世界上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而是“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的是‘人性’”[1]。而事实上，湘西作为少数民族杂居地，并不是一块净地，贫穷落后，社会动荡，战争和经常发生，人们而又木讷……沈从文也，“大致眼看过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2]。
我们不禁要问，身在其中的沈从文为何在其文本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山清水明、人性敦厚的湘西世界呢？
1922年是沈从文人生重要的时间点，他怀揣着梦想，脱离湘西地方军队，只身前往求学，而只有高小文化的他，先后被多所大学。沈从文处处碰壁，为了能和湘西上层社会界限，也为了能活得，他一个人寓居“霉而窄”地下室，试图靠写作走出人生困境。他站在边缘人的立场，以“人”边缘视角，用带有自传性质的第一人称回忆的形式，倾心于“审美”过滤掉“审丑”的审美心态，将他心中乡村世界的古朴与他的都市冷漠相映衬，为我们描绘了梦幻般乌托邦似的湘西世界。
湘西因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不再作为地理的空间存在，而成为了一个符号。赵毅衡认为，“人的，人的社会，整个人类世界，浸泡在一种很少有人感觉到其存在却没有一刻能摆脱的东西里，这种东西叫符号。”[3]从湘西符号的出现，到沈从文浓墨重彩的构建，再到后来被接受认可，湘西是一个不断符号化的过程。所谓符号化，“即对进行有意释，是人对付经验的基本方式。无意义的经验让人恐惧，而符号化能赋予世界给我们的以意义。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4]湘西被符号化先后用了半个多世纪。
最早接受沈从文和他的湘西的是林宰平，他在1925年5月3日，《晨报副刊》中一篇文章《大学与学生》中称沈从文是“天才青年”，他写的“‘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动人”，“我是作不出来的”。林宰平的褒极大地鼓舞了沈从文的创作信心，两人之后保持多年的友情。徐志摩可谓是发现沈从文的伯乐，他不仅欣赏沈从文，为他提供发表作品的阵地，还撰文称赞沈从文。苏雪林更是不惜溢美之词高度赞扬了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这对于湘西符号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作用。苏雪林“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日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5]
沈从文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日益成熟，也渐入佳境。他的很多经典作品大都发表在这个时期，比如短篇小说《龙珠》《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丈夫》《贵生》《三三》等，中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等，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等。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连鲁迅在1933年与谈及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称赞沈从文是当时“所出现的最好作家”之一。沈从文慢慢地“跳出了早期局限于个人爱憎的小天地，开始地思考文学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更加关注社会的和民族的前途”（P29）。但沈从文终其一生，“他没有倒向主流文学对社会现代性的追求中去，依然保持着一直以来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以引入现代文明来民族的思想，却希望以自己早期倾心的湘西世界的生命活力做药剂来中华民族。”（P29）沈从文这种边缘人的心态，让他远离主流，他“对现代极端不信任，不依附国、共任何一方，认为国家应由一批掌握各种‘专门技能’的‘智识人士’来管理掌握，方始有新兴的希望”（P90）。沈从文的这种见解和主张受到国共双方人士共同，这也就不难理解沈从文新中国成立后从文坛淡出的原因了。
建国后，沈从文在国内几乎销声匿迹，但他却墙内开花墙外香，他的作品在国外广为流传。特别是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极力推崇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和沈从文，认为他们的作品“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6]，并将沈从文放在与矛盾、老舍、巴金等人同等地位加以研究。同时，夏志清还指出，“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作家一样迫切的”[7]。夏志清对沈从文的认定，对后来沈从文研究者，比如金介浦、凌宇、陈晓明等人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新时期伊始，沈从文出口转内销，其作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特别是“寻根文学”的问世，让研究者再次发现沈从文的文学价值。从其创作思、文化视野、教情怀、审美特征，到其创作主体意识、文本构架、叙述技巧和艺术风格等，对沈从文其人其作品作全方面度解读。沈从文文学地位得到最终的确认，湘西符号也得到众多人士的认可。湘西和沈从文一起成了一个特定符号，提起沈从文，人们立刻想起了其湘西小说；提起湘西，人们立即想到沈从文钟灵毓秀的湘西世界。
湘西作为沈从文笔下的特定符号，他是如何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关注肖太云的新作《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在那里你将找到答案。湘西仿佛如一幅油画，沈从文用尽了各种油画技巧，擦抑砌划点，为我们描绘了多层次立体的仙境般的湘西。肖太云博士宛如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从沈从文作品的叙事特点和叙事艺术角度切入，“挑选出‘突转叙事’‘乡土叙事’‘音乐叙事’‘土改叙事’几个较分散的话题，统一在‘叙事’的大命题之下”（P2），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符号作了一番精准地解剖。
本书最大的看点是作者借助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分析时提出的“突转”概念，来研究沈从文作品的叙事模式。“突转”原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这种‘突转’，并且如我们所说，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方式，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的”。[8]肖太云通过研究发现，沈从文小说有25%左右的篇幅，从情节设计来看，往往以“死亡”或“偶然”的“突转”为结尾，从而产生“发现”、惊奇、悲剧和“中断”的艺术效果。采用这种叙事形式，既是沈从文有意识地向前人学习的结果，又“与他的人生经验和对生命偶然性的认知有着紧密关系”（P13）。
“突转”模式是沈从文初登文坛重要的叙事策略，是他对生命形式的重要，也是他对湘西的颂歌，更是他对“人性小庙”特意打造。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沈从文转而思考“抽象与具象”的层面，“滑入生命的泛化和观念化”（P16），沈从文此类小说的创作才逐渐销声匿迹。
其次，沈从文的土改叙事是本书的另外一大看点。1951年是“沈从文后半人生的真正点，是他发生变化的关键年份”（P142）。在此之前，沈从文因文学主张、价值和倾向的不同，与郭沫若等人发生了文字冲突，导致沈从文危机，甚而。虽然在众人的安慰与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但“真正引导沈从文走出疯狂和死亡阴影的是音乐和教”（P92）。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从出发，前往四川内江参加土改运动。建国后，很多知识通过参与土改、土改、书写土改，完成思想。“沈从文是带着预先的‘恢复’目标和自觉自为的‘意识’去参加土改的”（P151），他将他一上和土改中所见所闻所感以书信的形式结集为《川行书简》。我们不妨将沈从文的《川行书简》和他的《湘行散记》对照来看，两地似曾相识的场景与风土人情，仿佛令沈从文再一次回到故土——他魂牵梦绕的湘西世界。但川南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无疑对怀有社会为己任的沈从文产生较大感触，他的《川行书简》，“随处可见的是他对土改的理解及对土改正当性、必要性的同情”（P147）。作者肖太云有意将沈从文土改书写与吴宓等人做了一番简单地比较，发现吴宓等人“对土改抱持不理解甚至是的态度，从个人、人性、文化的角度予地主以同情，并酷评土改”（P147）。
沈从文发自内心的川南土改，他“基本上是以的生活经验为参照，以湘西镜像进行书写。他是把内江当成他的又一个湘西在描写。土改中的内江乡村显得诗情画意，洋溢生命活力，充满生活气息，极少土改的与”（P149）。与沈从文同属一类的主义型知识像梁簌溟、朱光潜吴景超、陈振洲等人也都有类似土改书写的文字发表，无不表达受到的教育与。可见沈从文的土改书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沈从文原本满怀信心要写出比《李家庄的变迁》更加生动的作品，可是他根据内江土改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中队长——川南土改杂记之一》《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的失败，则宣告了他创作计划的搁浅；再加上商务印书馆致信沈从文，告知他因其作品已经“过时”，他的所有已印和未印书稿全部，这彻底断绝了沈从文继续创作的雄心，他转而从事历史文物和服饰文化的研究。
沈从文一生创作颇丰，除了小说和书信外，还有诗歌、散文、戏剧和文论。单看他的小说，从题材上看，可以分为湘西题材和都市题材两种。在肖太云《沈从文叙事艺术研究》一书中，作者很少涉及到沈从文都市叙事，这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毕竟本书重点探讨湘西符号的叙事构建。沈从文都市叙事也极有特色，比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某夫妇》《若墨先生》《大小阮》等，沈从文习惯性以“人”的视角，审视都市生活，并潜意识地将他心目中的两个世界作对比，一涉及都市，他的笔触变得尖酸刻薄，他都市人生活的腐化和人性的扭曲以及上层社会的。当他将目光再次转向湘西那个记忆中的世界，他的心再一次柔情似水，他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清纯明丽、清雅健康的世外桃源。
另外，本书文采飞扬，可以看出作者在撰写时做足了功课，用力颇深。但之下，难免，一些推断缺少推敲，结论有些让人难以心服口服。瑕不掩瑜，肖太云博士能从沈从文叙事研究中独辟蹊径，挖掘出新的看点实属不易。我们期待着肖博士能再次扬帆远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沈从文研究。
[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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