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拓展的增长核算框架，本文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及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结论是:(1)中国经济增长有六个结构性特征:人口结构转型，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收入分配调整，城市化率提高，资本效率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使增长减速。(2)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风险是:收入分配格局再调整导致的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经济杠杆率持续拉升;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3)为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潜在风险，资本效率提高是政策着力点，低效率企业出清机制的建立及相应制度深化，是未来经济稳健增长的必由之。
中国已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推进，但向高收入国家演进之不会平坦。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有诸多看法，本文将从拓展的增长核算框架入手探讨该问题。我们认为结构变革推动了中国工业化时期的高增长，同时也构筑了城市化时期增长减速的通道，人口结构转型、增长方程要素弹性参数逆转、投资增长率从高速向中低速转变等因素可能是增长减速的主因，如何实现增长方式由资本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转型，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沿着上述认识逻辑，我们对标准增长核算方程进行了拓展，并特别标示出可直接索引的34项经济指标。这34项经济指标可以归拢到标准增长核算方程的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要素弹性等四个变量中。首先，我们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六个结构性特征进行了观察，即:人口结构转型，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收入分配调整，城市化率提高，资本效率递减，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空间狭窄。基于上述六个结构性特征及中国向发达经济阶段演进的假设，我们对“结构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四个层面:即，产出的资本弹性和劳动弹性向经济发达阶段;投资率向经济发达阶段;产业结构向经济发达阶段;经济增长的干预向市场主导转变。“结构一致性”蕴含了经济过快减速的宏观风险:收入格局再调整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过度无效投资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经济杠杆率持续拉升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产业结构服务化导致的过快减速风险。我们认为，资本效率提高是政策着力点。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拓展的增长核算分解与中国经济结构性特征分析;第三部分是结构一致性机制与经济风险讨论;第四部分是本文结论。
为突出结构分析特征，我们把增长因素归纳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于统计年鉴数据的实际P变化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核心是人口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转型对长期增长带来的冲击效应;第二个层面是立足于标准生产函数核算框架的三因素分析，针对K、L及技术进步因素之于潜在增长的影响。就未来增长潜力的评估而言，这两个层面又通过人口转型、产业结构变化以及城市化这样的阶段性因素联系起来。
对于生产函数三因素分解中使用到的资本投入，我们更新了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的资本存量序列，基期设定为1978年。分析上，我们集中于三个时期:1985-2007年，这个历史时期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迅速变化;2008-2012年，这个历史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增长的减速;2013-2018年，我们将对中国未来增长机制给出系统解释。
本部分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考察人口结构转型有关变量的长期趋势，主要是未来10-20年劳动力供给状况的说明。劳动力供给变化在长期中与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二者的变化直接相关。定义:
体现在“广义恩格尔定律”上，即从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拓展到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因此人类需求结构会牵引着产业不断变化，服务业比重会越来越高。如果服务业的比重持续提高，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但服务业效率改进又慢于制造业效率变动速度，则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欧美国家进入高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受到了上述规律的影响。中国就业结构的演进模式，类似拉美国家的轨迹，即:产业结构(无论是增加值结构还是就业结构)向发达经济阶段，但服务业生产率长期低下及二三产业效率的全面失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大美国”的再造历程，无疑是经济历史上最震撼的事件之一。这页辉煌历史的钥匙，是里根经济学的“缓和、重视市场和民营化”的制度变革，从而使美国 “彻底告别了维持50年的中央的新政制度，…，可是，日本经济走到的今天，想从平成萧条找到出，供给经济学倒是可以作为日本再生的处方加以应用或借鉴的(水野隆德，2000)。” 作为处于结构调整关键时期的中国，干预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激发经济持续强劲的活力，同样是无法回避的经济趋势。
然而，中国经济由工业化阶段的资本驱动增长方式、向城市化阶段效率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蕴含了较大的经济过快减速风险。
中国长期增长曲线弹性参数逆转及向发达经济增长阶段的，是一种渐进趋势。作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蕴含的过快减速值得重视。刘树成(2013)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此消彼长的关联因素，国民收入向居民的倾斜，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的压缩及相应再投资能力的弱化，因此进一步投资向经济发达阶段的低速度过快。这又反过来持续压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
即使居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通过储蓄信贷转换途径，抵消企业利润空间缩小所导致的再投资能力弱化，但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无效投资问题，也不可能让中国投资的高增长速度维持下去。典型如，愈演愈烈的非生产性投资膨胀及对实体经济更新能力的严重挤压。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短期的过度无效投资，都是对未来可持续增长能力的严重透支和浪费，其蕴含的减速风险不言而喻。
过度无效投资所造成的高增长“繁荣”中，另一种经济风险也在孕育。即，Caballero etal.(2008)所定义的“僵尸企业(Zombie firm)”的累积风险。生产效率低下、赚钱能力低下的僵尸企业，在银行或帮助下继续留在市场中的问题，就是挤占生产资源进而延迟经济整体效率提升和生产更新节奏。1990年代早期日本资产泡沫之后浮出水面的这些企业，让其后的经济发展吃尽苦头。低效率企业的大量累积，在高速增长时期的作用，是持续拉高杠杆率(我们可以用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效率增长速度之差，直观衡量杠杆率)，一旦减速，低效率企业借贷途径受阻，其对经济持续减速的巨大冲击也不言而喻。
本来弱质的中国服务业，在接管工业就业吸收主导地位的未来趋势中，其生产效率的提升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经济服务化趋势下面临的两难选择是:如果实现工业劳动生产率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均衡发展，而不是让持续几十年的部门生产率失衡态势持续扩大，那么，在服务业中保持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劳动力)高份额是一个好的选择，问题是，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充满垄断的情况下，这种希求能实现吗?要么就是复制发达国家服务业结构模式，这将导致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部门份额过大，结果是服务业部门效率提高速度过低，经济整体过快减速。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径在向发达经济阶段的期间，结构性减速无法避免。为了缓解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导致的宏观风险，我们需要在制度、政策上做好准备，借助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和，改善供给效率和潜在增长水平。第一，深化体制，跳出主导型增长模式，完善竞争性市场。第二，提高资本效率。中国经济增长中重复建设和低效率问题的核心，是主导的低价工业化模式所诱致的低效率企业风险累积(张平、刘霞辉，2007，p46)。中国经济要完成由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过度，建立低效率企业市场出清机制是必由之。三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量力而行，避免因社会保障水平盲目赶超而导致的阻碍经济稳定增长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经济研究》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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