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是谁的儿子
[日本能成功推行明治维新，成为非国家中唯一一个躲过被列强殖民的命运并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历史的积淀不可低估。日本就此早早就孕育了一个高效的财政-军事体制，培养了上下一心的举国一致，一旦危机便能迅速应对局面，并在维新时期通过支持民间资本、激发民间活力的办法成功推行现代化]
一般的历史书，无论怎样写法，有一点肯定是不变的，那就是顺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写起。但凡事都有例外，日本偏有一种特殊的写法，用追溯历史原因的方式倒叙历史。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在一百年前就曾主张，从实际生活中的疑问出发，为解决这些问题来追溯过往，这样的历史教育将是卓有成效的。大正时期的历史学家吉田东伍率先将这一付诸实施，在其《倒叙日本史》中，从1890年设立起一直往前推到上古；1987年，考古学家樋口清之也曾出版过四卷本的《逆·日本史》。如今，又有8位历史学者合著了一套《倒叙日本史》，从当下日本制度的现实问题出发，去追溯是什么样的“前因”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写法，更能让人深切地感到历史其实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的。
历史的脉络纷繁复杂，但至少可以拎出一条主线，那就是日本国家体制的逐步形成与演变，其中，最值得深思的或许是一种“日本式经济学”，即日本历代家是怎样运用财税制度来增强国家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与作为纳税人的展开互动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日本近现代的许多问题，都可归结到这些一两千年以来长期演化，并最终沉淀为结构性特质的深厚文化。
和很多传统国家一样，平安时代作为早期律令制国家的日本，年租、税收都是阶级垄断支配的。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剥削”，者可以提高征收金额，旨在维持宫廷和军事开支，而这都是为了供养贵族精英。者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者，尤其武士原本就比较，他们领地、征收租税是仰仗公家的权威和自身的，极少会想到分出哪怕一小部分来作为的福利或投入再生产。第一部武家《御成败式目》（1232年）中：“即使领地内的农民逃亡，其妻子，抢夺家庭财产。另外，欠缴年租时，不得抢夺超过欠缴的部分。”这恰恰证明，相反的做法在当时是普遍现象，所以才要特别。
这是一种“型国家”，在者看来，交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怎么花这些钱也完全轮不到他们发表意见。在17世纪莫卧儿帝国时代的印度，贪得无厌的税收机器有时会夺走农民高达一半的收入，丝毫不顾及地方需求或自然灾害，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税收被投入生产。
在日本，这种情况到了中世渐渐发生了变化。原因倒也不是这些作战的武士变了，而是他们意识到，农业生产毕竟盈余很有限，即使再压榨也只有那么一点，农民急了还会，而武士既然已经是稳定的领主，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满足于一次性的，得细水长流地“经营”。其结果是，1185年源平之战后，武士们开始向贵族、朝廷学习如何施政，从“战场上作战的人”逐渐为行政官员。就此而论，“仁政”与国家汲取的“效率”并不一定矛盾：因为“仁政”和施政细节的完善，最终是为了在不至于杀鸡取卵的合理尺度内，更为稳定有效地汲取财政税收——用后来德川家康的话说，就是让农民“不死不活”，只给他们留下维持生计的最低必需品，其余的全部纳税。
随后到来的日本战国时代（1467~1585年）虽然战乱不断，却至少有一点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群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每个大名要获胜就必须充分动员领地内的各种资源，最终，财力最雄厚的丰臣秀吉赢得了胜利，这绝非偶然。历史学者小和田哲男撰写的这一章标题一目了然：“制富者制天下”。如他所指出的，“在群雄割据之时，取得最后胜利的武将无疑都有出色的经济战略”，一统天下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都是卓越的创业家，是公司的经营者”，“他们不是单纯的一介武夫，才得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背后的道理不难解释：打仗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大，没有经济力量支撑是不可能的，何况有了钱甚至还可以人才、打造威力更大的武器和城堡，而这都要求的武士充分、有效地掌控领地内的财源。
在这一点上，丰臣秀吉堪称日本第一个具有现代视野的家。由于他本人出身贫寒，没有从祖辈那里继承什么领地，因而并不着眼于扩大已有的庄园，而是在征服作战时瞄准那些能获取丰厚利润的地方。和他那些苛刻压榨领地内农民的对手们不同，他深知农业生产的盈余有限，因而必须通过利润更高的工商业积蓄财力。正是从战国初期起，日本开始大规模开采金银矿山，这为丰臣秀吉带来巨额收入；但采矿、手工还可以通过强制劳工的方式进行，对商业则必须采用不同的方式，因为商业是最为“娇气”的，只有在那些对它足够友好的中才能繁荣起来。丰臣秀吉的做法是构筑的商业流通网络，再从贸易流通中抽税。
当然，这也不是他的首创，更早的织田信长就已在推行一种非常特别的财政-军事国家体制。当时的日本林立，各领地的者都希望从中抽税，这对商人们来说是不小的负担，织田信长意识到这一点后，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的领地内废除和场地费，设立“乐市”（不用交费的市场）。这差不多相当于中世纪的“贸易区”，自然吸引了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扩大商业整体规模之后，他再向商人们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军事开支。有了这样良性运转的机制带来的财税支持，他又推动了“兵农分离”政策，让士兵们脱离农业生产，专职作战，这当然极大地有利于将士战斗技能的提升，还能不分农忙农闲全天候作战。但给这样一支常备军发薪需要一个必备前提：稳定高效的财税制度。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在二战时的经济统制也可以说是脱胎于信长的总动员体制，只是更多了那种现代的无情，而少了他那种人性的。
江户时代的日本重又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武士的方式仍然，正如矶田道史在本书中指出的，“在之前的幕府体制下，幕府的存在方式堪称是‘有财政无福祉’，征收税金便须提供相应的行政服务这种现代观念，彼时的幕府是一概皆无”，所谓年贡仅是单纯的“地租”，而非可以兑换行政服务的“税”。尽管也有一些者受到思想的影响，通过“仁政”来抚恤人民，但“对于而言，福祉并非必然应有的，而是有可能获得，也有可能不得的，当然更非基于天赋思想——即国民生来便拥有享受福祉的——的福祉”。江户时代初期的武士，为了征收年贡仍然极为，对不能交纳年贡者、拆屋、掳为奴仆都是家常便饭，如敢更不惜斩尽杀绝。直到1637年的岛原天草起义，幕府才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得到一个巨大教训：“如果过度领民，便会导致没有农民交纳年贡，如此，治理该地域的武士们也便无法。”
正是在这样的反复磨合中，一个关键的思想逐渐浮现：“财政健全化虽然很重要，然而，唯有出台能够发挥国民积极性的政策，方能稳固。”这是现代国家意识的萌芽，因为现代国家税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民的福祉，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相应调整税制，向全体国民提供可持续的良好生活福利。在实践中，精英开始意识到，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只要求交税，而在他们遭受饥馑、时不施以任何援手，那么就无法阻断“饥馑—武装—打砸事件”这个连锁反应，社会安定就无从谈起。只有让能喘口气，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获利，年贡收缴率才能提高，政情才能安定。
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中，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将人类社会的者比作“病毒”：那些毒性猛烈的致命细菌往往无法存活，因为它们太快宿主的结果是自己也活不了，而那些成功演化的病毒到后来都毒性减弱，以便更好地利用宿主；人类社会的者也一样，他们要么学习，将原先的剥削寄生关系转变为一种共生关系，要么就自食其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日本列岛就像是一个培养皿，了的武士阶层如何从“型国家”一点点转向重视福祉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反复博弈既带有日本自身的特点，也符合财政经济体制演化的一致趋向。
这并不仅仅是对者自身或而言重要，对日本这个国家的近代命运恐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能在近代成功推行明治维新，成为非国家中唯一一个躲过被列强殖民的命运并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历史的积淀不可低估。日本就此早早就孕育了一个高效的财政-军事体制，培养了上下一心的举国一致，一旦危机便能迅速应对局面，并在维新时期通过支持民间资本、激发民间活力的办法成功推行现代化。这些无疑都得益于更早前的遗产。然而，祸根也同样早已埋下：在这样的文化中，精英垄断着国家政策的决定权，集强烈的感、自负感和过盛的精英意识于一身的官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产生了意识，而且打造了一个参与度很低的官僚国家。这既带来了后来灾难性的战争，又锻造了后来由通产省推动的经济奇迹，不论好坏，这也许就是这个国家的独特道：那是经过无数历史力量的相互冲突、之后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而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一历史，才能理解它这个动力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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