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1986年。当时美国对日发起贸易战。但贸易战的结果，并没有美国的传统行业，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也继续转移到美国的新兴行业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比如中国。历史事实一再表明，贸易战损人不利己，不过是选票和献金的工具。罗斯巴德对主义的分析是如此全面缜密，以至于很难再找到另一篇文章，其分析能够极大超出本文所述。
贸易主义，屡遭驳斥，似乎早被唾弃，今又卷土重来，气势汹汹。从二战惨败中恢复过来的日本人，以锐意创新、质优价廉的产品世界。这成了主义宣传的便利靶心。战时谬见的记忆，如醇酒般使人醺然。主义者这个新“日本帝国主义”，甚至“比珍珠港事件还劣”。可这家“帝国主义”所犯之事，无非是向美国人出售性能优越的电视、汽车、微型芯片之类商品，价格要比美国公司有竞争力罢了。
日本产品真是有如“洪水泛滥”般的，需要美国来打击吗？还是说，这个新日本，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是场喜雨甘霖？
我们如果要对这个问题，就当认识到，一切行为都意味着强制，因此呼吁美国进行干预，就意味着要求它用强制和来和平贸易。相信主义者也不愿以另一种广岛和长崎的形态，把他们强制的逻辑，贯彻到极致。
当解开主义论证的错综纠葛之时，我们应该关注两个基本要点：1）主义意味着强制来贸易；2）关键是消费者身上会发生什么。我们总会发现，主义者试图、剥削和沉重损害的，可不仅是外国的消费者。美国消费者，尤其其害。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这就意味着主义意图抢劫我们所有人。为了谁的好处？那些在手、坐享补贴的少数人，那些效率低下者——在不受的市场上无力创造利润的人。
以所谓日本为例。一切贸易，对双方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生产者和美国消费者），都是互惠互利的，否则他们就不会互相交换。主义者试图这种贸易之时，也就是试图美国消费者购买价廉质优的日本产品来享受高水平的生活。我们回过头，先前的高价低效产品。总之，低效生产者试图我们所有仪的商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低效企业。美国消费者注定要被。
看待关税或进口配额之类主义措施的最佳角度，就是忘掉边界。国家的边界，出于其他原因，可能十分重要，但它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举例而言，假设美国每个州都是一个国家。然后，我们会听到什么呢？主义抱怨甚嚣尘上（幸亏如今没有）。脑中浮想一下纽约或罗德岛高价纺织商的怒号，他们此时会抱怨来自田纳西或北卡罗来纳“外国”的种种“不公平”、“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反之亦然。
幸运的是，通过关注州际贸易，对国际收支差额之杞人忧天，也变得显而易见。因为没人会担心纽约和之间的收支差额，或者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的收一心一意爱上你支差额，因为没有海关官员记录这类贸易和这类差额。
细忖之下，显然纽约的公司呼吁对北卡罗莱纳征收关税，是对纽约（以及北卡罗莱纳）消费者的一种纯粹剥削，是低效商业企业为求强制所的赤裸抢劫。如果这50个州是不同国家，那么主义者，就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外衣，利用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来隐瞒对本国消费者的，掩护他们逃脱千夫所指的。
幸亏州际之间的关税是违宪的。但即便有了这个明确障碍，纵然没有民族主义外衣的掩护，主义者也能够另一种烟幕，强际之间的关税。推动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不断增长的部分意图，就是针对北卡罗莱纳和其他南部各州的竞争（相较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商业对手，它们的工资和劳动力成本低），实施一项主义制度。
例如，在1966年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斗争中，已故雅各布·贾维茨（纽约州议员）坦率承认，他支持该法案的主因之一，就是要削弱纽约纺织企业的南方商业对手。由于南方工资普遍低于北方，一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冲击最严重的商业企业（以及受失业冲击的工人）将位于南方。
另一种州际贸易的手法，是以时髦的“安全”为名。例如，纽约组织的州乳业卡特尔，从附近的州进口奶粉，公然的理由是，横跨哈得逊河之旅，将使牛奶变得“不安全”。
如果针对贸易的关税和对一国有利，那么对一个州或一个地区，难道就没有好处吗？原理完全一致。在美国第一次大萧条，也就是1819年大恐慌中，是个不过数百人的边陲小镇。然而，主义者的呼声高涨（幸亏没有实现），要求来自境外的所有“进口商品”，“只买货”。如果这种念头化为现实，普遍的饥饿死亡，就将终结人的所有其他经济问题。
那么，为什么不甚至贸易，也就是“进口商品”，进入一个城市、一个社区、甚至一个街区，一直抵其逻辑终点，一个家庭？为什么琼斯家不该从现在起，所有家庭不得购买外部生产的任何产品或服务？答案是：饥饿会迅速消除这种自给自足的动力。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是主义逻辑所固有的。标准的贸易主义，同样，只不过民族主义和国界的修辞，有力掩饰了这一重要事实。结论是，主义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胡闹，它对一切经济繁荣构成。我们早不再是自给自足世界的农夫。市场经济是全球范围内的庞大网格，其中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在某一格上，从事其最擅长的、相对最富效率的生产，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别人的商品和服务。没有劳动分工，没有分工基础上的贸易，整个世界都会挨饿。在贸易上，例如主义，、和贸易这个生命和繁荣的源泉。主义不过是种托辞，不仅损害消费者，而且损害普遍的繁荣。低效生产集团得到永久，有能力的企业、还有消费者，付出代价。主义不过是一类宠命优渥罢了，但它特别有力，因为在爱国主义的下，它长期桎梏了贸易。
贸易主义还具有特别的力，因为它人为强制增加了区域间运输成本。工业诸多重要特征之一，其有助饿殍大众繁荣的方式之一，就在于它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例如，19世纪初的铁发展，意味着人类史一遭可以通过陆便宜地运输货物。在此之前，水（河流和海洋）是经济上唯一可行的运输方式。铁让陆运输变得通畅、便宜起来。区域间的陆运输，也就能够打破代价高昂的低效地方垄断。结局是所有消费者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而主义者想要做的，就是动手砍掉这一极其有利的进步原则。
毫无疑问，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巴斯夏称关税为“失效的铁”。主义者在经济上所具有的性，就好像他们正在切断铁、空中、海上航一样，我们回到过去代价高昂的运输方式——山、木筏或帆船。
现在谈一谈某些主要的贸易主义论证。举个例子，标准抱怨是，虽然主义者“欢迎竞争”，但这场竞争必须“公平”。要当心了：每当有人开始谈论“公平竞争”，甚至一般意义的“公平”时，就是他在密切窥视你我钱包的时候，因为他正打着行窃的主意。因正的“公平”，只是交换条件自愿，买卖双方合意。大多数中世纪经院学者都能搞懂，市场价格之外，没有什么“正当”（或“公平”）价格。
那么，关于市场价格，怎么就“不公平”呢？一个常见主义是，美国公司和（比如说）一家公司竞争是“不公平的”。公司支付的工资，只有美国对手的一半。美国于是被要求介入，对征收相应关税，以“平衡”工资率。但是，如果因为成本不及低效竞争对手，就是“不公平的”，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者永远不许惠顾成本低的企业？这和纽约的企业试图削弱其北卡罗来纳竞争对手所用的论证别无二致。
主义者最不愿解释的是：为什么美国工资水平比高得多？此非神意使然。美国工资率高，是因为美国雇主通过竞争，把工资率提高了。像市场上的所有其他价格一样，工资率取决于供求关系，美国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竞相推动工资上涨。什么决定了这种需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任何生产要素的需求，都是由该要素的生产效率，也即那个工人、那镑水泥或那亩地预计带到边际上的收入额所构成。工厂生产效率越高，雇主需求就越大，价格或工资率也就越高。美国劳动力比劳动力成本高，因为其生产率要高得多。是什么使之富有生产效率呢？一定程度上源于劳动力、技能和教育的相对质量。然而，大部分差异，并非源于劳动者个人素质，而是由于美国劳动者比同行总体上配有更多、更好的资本设备。人均资本投资越多、越好，工人生产率就越高，工资率也就越高。
总而言之，工资水平如果在美国是在的两倍，那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人均资本投资程度更高，他们配备了更多、更好的工具，因此平均而言，美国劳动力生产率达到劳动力生产率的两倍。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美国工人比一位工人制造的多，不是因为他个人素质使然，而是因为储蓄者和投资者向他提供了更多工具，这才算不“公平”吧。然而，工资水平不仅取决于个人素质，还取决于相对的稀缺性：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稀缺性，在美国远胜过在。
换言之，美国人平均工资水平是人的2倍，不会使美国劳动力成本比高出1倍。由于美国劳动力生产率达到2倍，这意味着美国的双倍工资率被双倍生产率所抵消，因此从平均水平上讲，美国和每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趋向于一致。主义的主要之一，就是将劳动力价格（工资率）和劳动力成本相混淆。劳动力成本同样取决于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
因此，美国雇主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的“廉价劳动力”，因为美国的“昂贵劳动力”，正是美国雇主竞相追逐稀缺劳动力的结果。效率低下的美国纺织或汽车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和日本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而是美国其他行业的效率，高到足以负担得起昂贵劳动力的事实，因为他们首先竞相把工资抬升到那个水平。
因此，主义者通过实施性关税和配额，是为了、协助和保留效率低下的美国纺织、汽车或微型芯片企业，不仅会到美国消费者，他们也在效率高的美国企业和行业。这些高效企业受了妨碍，无法利用如今被锁定给不胜任者的资源，否则这些企业本可以在国内外大举扩张，大量销售其有效率的产品。
贸易主义市场的另一矛盾思声明：“不公平的”问题，与其说是外国企业享有低成本，不如说是外国企业把产品以“低于成本”的售价销给美国消费者，因此参与到的“倾销”中。通过这种倾销，他们能够把自己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优势发挥出来，而美国企业大概从不参与这种，并确保他们的价格始终足以弥补成本。但是，售价低于成本，倘若是如此威力强大的武器，一国国内的商业企业为何就不加以采用呢？
我们对这个的第一反应，是再次把目光投向消费者，尤其是美国消费者。当消费者得到如此大的明显好处时，“倾销”何以成为我们应该抱怨的问题呢？例如，假设索尼愿以每台一美分价格向美国人出售电视，从而损害美国商业对手。虽然这种政策，为补贴我们而严重自损，难道我们，美国消费者，不该为此欢欣鼓舞吗？我们的答复，难道不该是：“来吧，索尼，多补贴我们一些啊！”就消费者而言，“倾销”发生的越多也就越好。但是，可怜的美国电视厂家究竟怎么办呢？只要索尼实同馈赠彩电一天，美国厂家的销售也会受累一天。那么，当然，对于RCA（美国无线电公司）、Zenith（美国天顶电子公司）等等厂家的明智政策，就是延缓生产和销售，直到索尼自行破产。但是，假设最坏情况发生了：RCA、Zenith被索尼的价格战逼向破产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的状况，仍然会好起来。因为破产企业的工厂仍然存在，它们被不费力气地拍走，以十分便宜的价格，而拍得工厂的美国买家，能够进入电视产业，因为现在享有的更低资本成本而战胜索尼。
实际上，几十年来，市场反对者声称，许多企业通过所谓“性降价”，获取了市场优势地位。也就是说，它们通过低于成本的商品销售，将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逼至破产，再通过提高价格，向消费者“垄断价格”，从而获得这种不公平手段的赏。他们的主张是，尽管消费者可能在短期之内从价格战、“倾销”以及低于成本的销售中得到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它们会从所谓垄断中受损。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理论表明，这是白费力气的蠢事一桩，对于“倾销”企业而言，既折损，实际又实现不了垄断价格。果不其然，历史调研没有过哪怕一个案例，表明性定价经尝试获得过成功，实际上连有这种尝试的案例，都是极其稀罕的。
另一项称，日本或其他外国公司，之所以能承受得起倾销代价，是因为其愿意补贴它们的损失。可再一次，我们消费者仍然应该欢迎这样一种的政策。日本如果真愿意浪费稀缺资源来补贴美国人对索尼的购买，那就更好了！其政策之和私人承担损失的情况相若。
“倾销”还存在另一问题，即便这项，是由经济学家或其他稳坐在公平关税委员会和部门的所谓“专家”做出。外部观察者，不管他们是经济学家、商人还是其他专家，都绝对没有办法决定其他企业的“成本”是多少。“成本”非客观实体，不可衡量、难以测度。成本对于商人本人来说是主观的，并且变化不居，取决于这位商人的投资回报期，或者取决于他在任何特定时候碰巧正在处理的生产阶段或销售过程。
例如，假设一家水果经销商以20美元购入一箱梨，价格相当于每磅1美元。他寄望并预料会以每磅1.50美元的价格卖掉这箱梨。但梨的市场发生了某些变化，他发现不可能以相近的价格卖掉大部分梨。事实上，他发现自己必须在梨彻底烂掉以前，随便用什么价格赶紧处理掉。假设他发现自己只能以每磅70美分的价格售梨。外部观察者可能会说，水果经销商可能“不公平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售梨，他认为经销商的成本是每磅1美元。
另一主义认为，应该提供临时性性关税，来协助或促进“幼稚产业”。然后，当这个行业长大时，就将会且应该取消关税，把现在“成熟”的产业抛入泳池参加比赛。
这个理论是错的，况且事实早就表明：这个政策是灾难性的。因为一个充满朝气的新行业，不需要以免受外国竞争压力，就像不需要它免受国内竞争压力一样。
过去几十年里，“幼稚的”塑胶、电视和计算机行业，在没有这种的情况下，都发展得很好。相对于老产业，对新产业的任何补贴，都会给这个产业带来太多资源，还会引发扭曲失真，长此以往，这家企业或产业将永远效率低下，在竞争面前，永远弱不禁风。结果，无论产业的“成熟度”如何，“幼稚产业”关税，都会趋于永久常态化。需要照顾的“幼儿”，不过是种的生物学类比，用来冲昏主义赞成者的头脑。但一家商业企业可不能拿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来作比。
事实上，以效率低下而声名狼藉的传统产业，近年来一直在使用可能被称为“老朽产业”的贸易主义论证。钢铁、汽车和其他在竞争中落下风的行业，老是在抱怨说，他们“需要喘息余地”来重整蓄势，以匹敌外国对手的竞争力。而且这种喘息，可能要由数年的关税或进口配额来提供。这种说法，与幼稚行业的论一样，充满了漏洞，除了更难以弄清“老朽”产业何时将神奇地重焕青春。事实上，钢铁行业自诞生以来，一直效率低下，和其实际年龄，看起来毫无瓜葛。1820年，美国第一次主义运动，由铁公司（后来的钢铁公司）发起。这家被1812年战争人为强制喂养的企业，当时在高效外国对手的竞争压力下岌岌可危。
最后一串论证，不如说是恐慌，聚焦于国际收支差额的卖弄玄虚。贸易主义者操心于进口多于出口的情况，意味着如果市场力量继续不受，美国人最后可能会向外国人购买一切，同时不再卖任何东西给外国人，这样美国消费者就将自食其果，直到美国商业企业的永久。但如果出口真的降至零，那美国人到底哪来的钱购买外国产品？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国际收支差额是由于存在海关统计数据而生造出来的伪问题。
在金本位时代，一国国际收支逆差之所以是个问题，仅仅是因为部分准备银行体系的性质。如果受到美联储或以往形态中央银行的刺激，美国各家银行扩张了货币和信用，美国的通货膨胀会导致美国的物价上涨，这会妨碍出口、鼓励进口。由此产生的赤字，必须以某种方式支付，而在金本位时代，这意味着要以黄金这种国际货币来偿付。所以，随着银行信用扩张，黄金开始从国内流出，这更让部分准备银行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为了应对黄金外流造成的偿付能力，银行最终收缩信用、陷入萧条和扭转收支差额，从而让黄金回流到本国经济体中。
可如今是货币时代，国际收支赤字真的毫无意义。因为黄金不再是“平衡项目”（能对账面起到平衡作用的项目）。实际上，国际收支不存在什么赤字。诚然，在过去几年，每年进口要比出口多1,500亿美元左右。但并没有黄金流出我国。美元也没有“漏”出。所谓“赤字”是由外国人以等额货币投资美元资产来支付的：投资房地产、资本财货、美国证券和银行账户。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外国人一直在拿足够多的自有资金投资美元资产，从而维持着美元的高位，让我们能够购入廉价的进口产品。我们应该为外国投资者愿意资助我们进口便宜货而感到高兴，而不是担忧和抱怨这一发展态势。唯一的问题是，这种鸿运快要走到尽头。随着美元贬值，出口商品也越来越贵。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一大堆主义论证，乍看似乎合理，实际上是一套套惊人的。这些论证出了对最基本经济分析的彻底。事实上，令人尴尬的是，某些论证几乎照搬17世纪重商主义最滑稽的主张：例如，不是从总体上，而仅仅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例如日本，美国的贸易赤字不知怎么就成了一场棘手灾难，我们难道还必须重温18世纪时对更老练重商主义者的反驳吗？也就是说，和各个个别国家的贸易差额会相互抵消，因此我们应该只关心总差额（更不必说，认识到总差额也不是个问题。）但是，我们不需要重读经济文献，也意识到了主义的背后动力，并非来自于的理论，而是来自于损害有效竞争对手和消费者来寻求强制待遇的。在利用进程来我们其他人的众多特殊利益者中，主义者最受拥戴。现在是时候，一劳永逸地，把这些骑在我们背上的人赶下来，用他们完全应得的来对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