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中国经济报告中指出，由于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向城镇和沿海地区倾斜，以及中国国内各地区、城市间的市场壁垒和人员流动的，贫困与不均正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政策措施应着眼于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增加灵活度，改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条件，应对中国未来增长和效益分配的风险。针对这一报告提出的观点和政策，我们特组织了几位专家从体制、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点评。
记者：世界银行报告提到，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中国约有4亿人摆脱了贫困，但近期的趋势却是减贫速度放慢且不均正急剧加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47.4。您认为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才能防止问题的恶化？
茅于轼：减贫速度放慢且不均差距扩大现象很让人担心。世行这份报告，主要对经济原因进行了分析，比如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向城镇和沿海地区倾斜，我认为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我们也应当从层面进行解析。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体制已经到了非进行不可的程度了。
过去国人收入差距太小是不正常的，今天收入差距过大也是不正常的。有人把市场经济、列为它的主因，刘硕和关昕其实不对。它是“反市场经济”造成的，是不够，尤其是不够造成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们的法制建设虽然经年累月，但离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距很远。大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依然存在，依事、依法行政的风气远未形成。比起经济，体制大大落后了。
全国13亿人口，农村人口占了大多数，我国的贫困问题其实就是农民收入落后的问题，而农民收入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其根本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他们在市场上选择的最容易受到一些阶层的，其经济收入也就最少。
按地位分配弊端的存在并由此产生的于法律之上的，是贫困问题的总根源。的根本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进一步说，就是取消不的。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市场制度的建立是随着的巩固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没有原因，起点公平，竞赛，只是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贫困差距，则很正常。但很难找出没有原因的贫困差距过大。
记者：您很早就说过，一个社会如果穷人占多数，社会是不会稳定的，最近发生了一些针对富人的事件印证了你的观点，如山西仓案、甘肃刘恩谦案。您认为穷人与富人是一个什么关系？
茅于轼：一个社会如果穷人占多数，社会是不会稳定的，只有中产阶级占到多数才可能稳定，现在发达国家都做到了这一点。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简单：就是要所有人的财产，特别要穷人的财产，因为他们是社会中最容易受到的人群。
我一直：首先，最需要的是穷人。因为其穷，受不到教育，不懂法，有时就会去干一些违法的事。其次，富人也要。
现在中国最得不到的人是农民。有人说，穷人的财产少不值得，这是错误的。穷人的财产虽然少，但对其而言，性命交关，所以最需要的是穷人财产。只要严格了穷人的财产，富人的财产自然就能得到很好的。为什么要富人的财产？我们历史上的教训是深刻的，因为不的话，就没有人敢做富人，结果就是大家都是穷人。富人不但应该交税，还应该交累积所得税，这样可以调节社会的，现在必须强调这样的意识。
有一些人反对我的观点，对富人，这很，我很担心。社会中，穷人和富人都要。现在美国国内之所以不会爆发，是因为美国是个无阶级的社会，个人财产神圣不可，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这个社会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巩固这些观念，才能建立一个有序的稳定的社会，否则很可能出轨。
现在我们对私人财产的还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还要稳定20年，必须宣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穷人和富人的财产都要。中国历史上穷人，富人的财产所有权，结果是什么？还是穷人占多数，无法改变这个循环。只有所有人的财富得到，穷人才有可能慢慢变成中产阶级。所以私人财产是社会产生财富的必要条件。
记者：您前面提到起点公平，竞赛，作为提倡并实践草根金融的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富豪孙大午与当地银行、信用社的利益冲突？
茅于轼：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说孙大午“非法”集资，无非是因为他搞的信用合作方式使得地方的银行、信用社吸收不到存款，那地方的银行、信用社为什么吸收不到存款呢？无非是其服务、效率、信誉不如大午集团。如果强制居民将资金存到这些效率低的金融机构，可能又会增加几笔呆帐、坏帐。
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也是一个法制建设的过程。过去制订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正甚至废止。如果违反了这样的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如果说孙大午融资“违法”，那要看他违的是什么法。其实，他是在干一件“违法”的“好”事。这个案子怪就怪在没有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违法”的“好”事，但没有人追究。比如《》中明确写着“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很多地方都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取代国有企业唱主角，还有一些地区和产业在搞“国退民进”，很少有人去追究。为什么不追究呢，因为大家得利，人们的产权没有受到损害。
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可以看到，我国的资本市场非常缺乏效率，资本流不到该用钱的地方去，要用钱的地方非常缺钱，而有些地方资金多得用不出去。国内利率差异非常大，特别是缺资金的农村。农村本身并不是没有储蓄，但大部分都流向了城市，这造成资本在农村稀缺，而银行低利息的钱却贷不出去，这说明我们资本市场缺乏效率。如果这一障碍不能有效打破，它将从根本上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目前的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如果我们将银行储蓄和剩余劳动力结合起来，每年P大约可增长4个百分点。
茅于轼，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的数理基础》、《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前景》等。（记者 卢怀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