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文化的形成来看。一定的文化之形成，必然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根本性联系。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农耕生产决定了从事农业的族群之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与价值体系。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山西地区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并不等于在这一带只有农业生产，也不等于说，这里的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农业。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气候与地理的不同，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虽然有大致的分界线，但二者是错杂交叉存在的。这从晋文公的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在比较偏远、高寒地区的族群多为游牧。而那些在比较温暖、平缓地区的族群则多为农耕。但从总体上来看山西仍然是以农耕为主的地区。这就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伦理关系是以农耕为主并适应农耕与游牧融合的状态。如定居为主，重视家庭家族关系，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使天文历法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形成了重人与重天相统一的观念，能够包容不同生活习俗的心态等等。可以这样说，由于山西地区自然与生产生活情况的特点，决定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认为在尧时华夏文明作为一种古文明已经形成了。这在陶寺遗址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文明形态的形成除了考古学家们所言的若干要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价值体系的完成。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在陶寺时期已经形成完备的价值体系。但我们可以说至少在那一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价值观。不过，就山西地区而言，至少炎黄二帝，以及之后的尧舜禹等的言行已经体现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比如炎帝，为民、以身试毒、种五谷、尝百草，直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黄帝则是“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清心寡欲，节用俭行，“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尧则住茅草屋，吃粗茶饭，协和万邦，其仁如天。舜有大孝，有，以德，以法行令，任贤才，重，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禹为治水，三过而不入，常年奔走在治水工地，察看水情，勘探地势，孩子都不认识他，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手上全是老茧。这些与传说中的先贤都活动在山西一带，是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者、践行者。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民族价值观才逐渐形成确立。
从民族文化价值体系的理论建构来看。从目前存留的史料来看，我们还没有发现炎黄及尧舜禹时期完整的文字资料。所以。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传说，其中也包括体现价值观的传说。这些传说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的构架，要到周时才有史籍流传下来。这主要是包括《周易》及诸子在内的各种著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主要范畴、观点、方法。就山西地区而言，与轴心时代出现的诸子关系极大。他们或为三晋人士，或在三晋地区活动，又到其他地区任事。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之子夏、荀子；法家之韩非子、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等；纵横家如苏秦、张仪、公孙衍；兵家如乐羊、尉缭、吴起等；名家如施惠、公孙龙等，杂家如尸佼等。这些十分活跃的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贡献极大。其中一些人甚至具有开创新局、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如荀子，虽然以为名，但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丰富的法家内容。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荀子看作新变的一个关键人物。这种新变就是在儒中分离出了法。所以荀子既是的重镇，又是法家思想的奠基人。而韩非子则在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法的思想及其理论。他把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等综合起来形成了法家完备的思想体系。
山西地区思想理论的还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吸纳方面。按照传说，禹划九州，定五服，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早关于“天下”观念的体现。这不仅使古代中国人的视野突破了地域上的“中原”，也确立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观念与方法，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处理中原农耕与塞外游牧的关系，通关贸易及异族和亲都是十分重要的方式。其最重要的表现是西汉时期汉室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其争夺的焦点在今晋北地区。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了大一统以来的和亲政策，一直延续至明、清。隋时，隋炀帝杨广宏图大略，经营西域，命裴矩奉敕张掖。裴矩著《西域图志》，详细记录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风情，是中古时期中国历史地理最为重要的著作，也极为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与清时兴起的主要由山西人构成的西北史地学派如阎若璩、祁韵士、张穆等的一系列著作均成为奠定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典籍，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诸如法显、樊守义等所著的《记》《身见录》等更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经典之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国际影响。这里简略列举这些事例，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华文化具有包容的品格。而山西地区则是这种品格极为重要的体现者、形成地。
从中华文化的实践形态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的进程中，山西地区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就是躬耕践行。首先要强调的是山西的思想家本身非常重视实践。他们在自己的论述中往往把实践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或者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实践。如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对学派的贡献巨大。但是，他并不简单继承孔子之学，而是强调要与时俱进，经世致用。唐代思想家王通，强调教育是为安邦培养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必须重视品行的。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被认为是程朱学派的代表，是朱熹学说的传人。但是薛瑄的思想与朱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强调“行”，认为行难知易，知的目的在行，所以要“知行两得”，“知行兼尽”，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上，山西地区的学者强调亲力亲为，不能只在书中考证。最典型的就是清时兴起的祁韵士等西北史地学派的研究。这种特点应该说在全国来看常突出的。
但是重视实践并不等于就是实践。就山西来说，最为突出的是在实践形态上出现了许许多多堪称表率的典范楷模。炎黄二帝及尧舜禹三圣均以躬耕亲力为特点。在山西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士多为在实践形态上有突出表现者。具有浓郁家国情怀的杨家将，虽然有真人真事可依凭，但经过民间文学及艺术的加工演绎，逐渐成为内容体系庞杂、戏剧成分突出的半虚构性史实。实际上诸如杨家将这样的爱国英杰山西很多。汉之卫青、霍去病，班超、班勇，冯奉世、常惠；唐之温彦博、薛仁贵、裴行俭；明清之麻贵、任环等。山西还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能臣廉吏。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传统优秀文化中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人格追求。其中如西门豹、狄仁杰、柳元、司马光、姚天福、杨继、刘东星、薛瑄、于谦、王家屏、于成龙、陈廷敬、孙家淦、栗毓美、祁隽藻、杨深秀等。这些人不仅在为面廉洁清正，而且在做事任职方面都非常能干、富有创新，敢于并且勇于任事担责，做出了突出成就。如于成龙，为官四十余年，家无余粮，常吃青菜、食糠粥、衣布衫，被人称为“于青菜”。康熙誉其为“天下第一廉吏”。但是，于成龙并不仅是，还表现在能干上。他整顿吏治，平叛救灾、冤案、打击匪盗，政绩卓著，先后三次被举为“卓异”，常善于任事且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做好政务的能吏、贤吏。这些人的言行从实践的层面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标准。（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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