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一下文章讲述上海的一位肾病姑娘去美国就医治疗的一些列经历和感想，主人公最终战胜了病魔的故事，故事内容源于网络。（图片源于网络）
侯大夫说话细声慢调，我与她相识三十多年，从未见她提高嗓门与谁说话。即使是孩子们小的时候闹翻了天，她阻制他们，也是心平气和，从不大声嚷嚷。同事们取笑她，说连她家里的猫和狗都不服她管，全都。但她决不是一个轻易的人，如果她认准的事，可以不撞南墙不回头。她曾在一个教学医院的肾病专科做主治医生，那个医院下属的透析中心归肾病专科主任所拥有，行政上并不隶属于医学院（二十年前美国有很多透析中心为医生私人拥有）。这个诊所在接收病人时常常以人滿没有空位为借口，排除一些只有州保险的病人。而这些往往是穷困的病人，没有好的保险，仅靠州的医疗保险看病。美国各州的总是年年财政赤字，拖欠医疗费用可达一年以上。医院，诊所对这类保险都很头痛，但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病人还是要治的。可有些私人诊所便收这类低收入的病人。
当侯大夫发现她的一些低收入病人在需要透析时去别的中心，她便毫不犹豫地和她的展开了斗争。这时我才知道她也可以变得锋芒毕露，不好对付。为此她大大得罪了主任和科内一些站在主任立场上的医生。主任虽然是透析中心的老板，但他每年两次给所有为透析病疗的医生分红，包括侯大夫。这些专科医生都是医学院的教授或助教，但医学院的工资并不高，他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为透析中心病病。有些医生拿了钱便缄了口，虽然也不同意排除低收入病人，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便不愿得罪老板。侯大夫做了这个中国人称为＂岀头椽子＂的角色，当然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斗不过老板，又不愿意同流合污，她地辞职走人，不干了。她就是这样一个外柔内刚的人，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2004年10月，又一个决定将她一贯的超常规行为推向极致：她决定将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献给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墨西哥病人。那天在肾移植门诊的诊治室里，进来了一对墨西哥夫妇。病人是一位小巧玲珑的妇女。她不会说英语，侯大夫自然与他们用西班牙语交谈起来。这位三十刚刚出头的年轻妇女前不久发现肾衰竭，已经开始了透析。她有一双幼小的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婴儿。每周三次她必须离开他们大半天去做透析。她的丈夫是个工人，全家的生活就靠他的工资，因此他无法经常请假。菲薄的收入也无法请人代看孩子。所以夫妇俩希望太太能做移植，这样她就可以全天照顾子女。可是等待肾脏的时间，平均是3年半。夫妇俩为此一筹莫展，十分焦虑。侯大夫看着病人那和她一样矮小的身材，一个决定在心中形成。她对病人说，＂也许你不用等那么久，只要我俩血液相配，我给你一个我的肾＂。我想当时病人一定以为听错了，连在场的也顿时目瞪口呆，很想去确定一下侯大夫是否在发高烧说胡话。
我那天不在门诊，事后我听到这个消息，却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侯大夫告诉过我，她在医学院学习时就决定要捐献一只肾脏，因为人可以靠一只肾脏生活得十分正常。她早就要将肾捐献给我，只是我俩不配。她多次和我说起，希望自己在六十岁以前捐肾。一则过了六十岁，大手术程度增加，二则随着年龄增长，肾脏功能也会逐渐减低。她一直在暗暗留意和她身材相仿的病人，因为身材高大的受肾者接受一只尺寸较小的肾脏，预后不理想。而美国绝大多数人的个子要比她大许多。那天见到这位和她穿同一尺码鞋子的病人，她便知道，这是最好的捐献对象。她的这一举动，在她是蕴酿已久，十分自然，而在周围人中间确实引起了一定的震动，甚至。
虽然在美国，约有百分之五十的肾移植来自活体捐献。但其中75%是来自有血源联系的亲属， 24%来自无血源联系的亲戚朋友，只有1%是来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这是2014年的统计数据，而在2004年，连1%都不到。侯大夫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将肾脏捐献给自己病人的医生。科室里有个医生背后议论说：＂我可以捐一个肾给我的家人，但我绝不会捐给一个陌生人。她一定是个nuts＂。当然大多数的人都为她所。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工作的医院有五人向陌生人捐出了肾脏，一时成为隹话，引起了新闻的大量报导。
她又是一个永远有着美好梦想的人，其中最大的一个梦想是在波利维亚——南美州最穷困国家的热带雨林中建一个诊所，让那儿祖祖辈辈生了病只能等死的老百姓，有就医服药的可能。这个梦想的开始形成是在十多年前的一次对波利维亚的医疗援助。她从一位墨西哥学生那儿得知，一个三岁的波利维亚小女孩需要肝脏移植。女孩的母亲愿意捐献一块自己的肝脏，但没有人会做这样的手术。侯医生知道后，找到一位美国的肝移植外科医生，动员他与自己一起去波利维亚为小女孩做移植。当时，这台手术对波利维亚的肝外科医生观摩，不但救活了女孩，也让波利维亚从此有了自己的肝移植医生。侯大夫为此被授于＂波利维亚移植之母＂的称号。就在波利维亚逗留期间，她亲眼目睹了那儿缺医少药，人民为疾病所而得不到治疗的情况，尤其是在丛林中或深山里的老百姓，一辈子不知道医生为何物。一个新的梦想，开始在她脑海里形成。
然而，这个计划要实施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靠少数个人的努力可以完成的。其中牵涉到的人力、物力、时间与资金是巨大的。刚开始，大家对于她的雄心壮志虽然有加，却也难免暗暗揑着把汗。看着她那瘦小的身躯，每个人都不禁担忧：这样的重量会不会将她压垮？五十八岁在国内已经该退休，而她却正在开始一个全新的工程。
侯大夫的长处是不仅善于梦想，同时善于将梦想变成现实。建诊所的决心定了，就从选择地点，批文开始着手。波利维亚的官员大概还算，好象不用走门送回扣之类，很快就拿到了土地开发的批文。她先生在波利维亚的一个学生，是当地的内分泌医生，此人的弟弟是个建筑工程师。不久诊所就破土动工了。
在美国同时进行的是资金的筹措，志愿者的发动。美国虽然有许许多多各类慈善基金会，专为本国及世界各地区的穷困百姓提供援助。然而各种申请慈善基金的民间慈善团体亦是多如牛毛，更不乏成立已久颇有业绩的大团体。像侯医生这样个人的小团体要想争取到资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建立及运作诊所的资金大都来自侯大夫夫妇两人的收入和及少量私人捐款。诊所从破土动工至今日已十年有余，为周围方圆二百多哩的百姓解决了就医难。它的医护人员主要靠美国去的自愿者，另有两位从当地雇佣的。大多数药品也靠美国方面医药公司及个人捐赠。既便如此，诊所的日常开销仍然是一筆不小的开支。侯大夫与丈夫虽然都是医生，但工资收入毕竟有限。夫妇俩省吃简用，从不穿名牌，开名车，房子破到屋顶塌陷方才修理，除了偶尔看看电影，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为了筹集资金，她还卖了自己喜爱的首饰。由于诊所越办越好，闻名来求医的人越来越多，开支不断增长，资金来源始终是个问题。好在侯医生夫妇都在大型医学院执教，医学院学生，住院医生中有不少去诊所志愿服务几个月，陆续不断。侯医生夫妇每三个月去一次诊所为病人看病。就这样一步步，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2015年她回去参加了诊所开办十周年庆典。
也许有人会说，侯大夫岀生名门，有学历，有能力，丈夫那么理解支持，子女个个优秀出色，梦想都能得以成真，的宠儿啊！然而为了让她充分体现性格中坚强的一面，给予她的绝不比任何人少。2009年的冬天，与往年一样，风雪交加。侯大夫得了重感冒，并咳嗽不止。一个多月后，似乎不见好转，并日渐消瘦。她自已仍每天工作，没有寻求治疗。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便为她约定了肺CT，她去检查。CT检查结果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惊愕了：她得了纤维肺。那是一种迄今不了解起因，没有办疗的疾病。病人如不能接受肺移植，平均存活率是四年。肺的来源比肾脏要少许多，因为肾可以活体捐献，而肺只能是取之于遗体。另外侯大夫个子矮小，太大的肺装不进，必须等同样矮小的捐献者。这无疑会令她等待的时间大大延长
我们眼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第四个年头，体重已经不到九十磅。无法吃东西，只能靠胃管注射营养液，呼吸靠氧气瓶，行动靠电动轮椅。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每天撑着病体去医院工作。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她便看门诊以及整理各种病史记录，写临床研究报告。即便身体如此虚弱，一动便气喘吁吁，她仍每天锻炼，为的是加强心脏功能，万一有移植，可以得起大手术的。相比之下，我自愧不如。我能吃能喝能呼吸，靠透析活了那么多年，我有什么理由常会觉得活着太累？
那一年，我已离开了。一年中我曾四次回去看她，她的情况一次不如一次，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打算。每次她住院我回去看她，买的都是单程机票，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意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和全家每一个人都表现得十分镇定。在一起说说笑笑，好像不是面临着随时都可以发生的危机。我和我先生每次见到他们，都被这种淡定从容，置于度外的人生态度所打动。那年圣诞，她戴着氧气，和往常一样，为全家烤了圣诞樱桃馅饼。这个馅饼是她家圣诞的象征，每年一次，我吃了三十多年。那一年的馅饼我吃在嘴里根本不知其味，我的心里在流泪：今后还能尝到这样的馅饼吗？
然而，俗话说“有眼”，还线日，我突然接到侯大夫先生Mark的邮件，说侯大夫得到一个合适的肺，当晩就要手术。特别巧合的是，十年前的这一天，2004年10月10日，她将自己的一个肾捐给了她的病人。十年后的同一天，一位车祸身亡的妇女，捐出了所有的器官，侯大夫因而。是巧合？是中的定数？至少应了那句老话：＂有好报＂。
我和先生立即上网买票，三个小时后我们已登上了飞往的飞机。半夜到了，刚好赶上在她进手术室之前，能够当面给她我们最由衷的祝福。
手术十分成功。半年后，她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并在一年后再次去了波利维亚。当然，一个肺移植病人一生中将会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和。但像她这样一个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豁达人生观的人，什么挑战不能面对？
这就是我认识的侯大夫。我笔拙，无法真正的刻划出一个现实中的她，这仅仅是我的感受。她不是特蕾莎嬷嬷，也没有得过诺貝尔，她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可她是我的镜子，对照她，便让我知道到了自己该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