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作物的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土地开发和人口再生产的影响
摘 要]美洲作物之引种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番薯、马铃薯这样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蔬菜果树，也有烟草、陆地棉这样的嗜好作物和衣被原料，总数接近30种。虽然它们传入时有先后、途径不一，但在不长的时间中获得了相当快的发展，不少在今天的作物构成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究其原因， 与明清以来人口激增导致的人地矛盾加剧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美洲作物的与发展不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适应了人们对营养和享受多方面的需要，对充分用地和养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的现有农作物中，至少有50多种来自国外。宋以前我国引入的农作物大多原产于亚洲西部，部分原产于地中海、非洲或印度，它们大多是通过陆上“丝绸之”传入的。这些早期传入的农作物多为果树和蔬菜，鲜有粮食作物。中唐以后，随着国家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迅速发展，不断有新的农作物引进，其中美洲作物的引进和推广则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作物的传入，不仅增加了我国作物的种类，同时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及饮食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说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专指原产美洲的作物，原产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物，即使是经由美洲传入者，也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
一、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
1492年，哥伦布重新发现美洲，引发了欧洲人对这块所谓“新”的注意。在美洲成功殖民后，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进而在南亚的菲律宾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农作物开始传入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到南洋各地，并进一步传到中国。美洲作物的引种与成为明清时期我国农作物引进的一个显著特点。
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
玉米（Zea mays L.），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我国古代称番麦、御麦、玉麦、苞米、珍珠米、等。至迟明代传入我国。嘉靖三十四年（1555）《巩县志》已有“玉麦”的名称，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则见于三十九年（1560）甘肃的《平凉府志》卷11：“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炊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此外，（明）田艺衡《留青日扎》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均有记载。
番薯（Ipomoea batatas（Lam.）L.），旋花科甘薯属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又名金薯、朱薯、玉枕薯、山芋、甘薯、地瓜、红苕、白薯、地瓜、红薯等，原产中、南美洲，主要用作粮食和蔬菜。宋元以前中国文献中屡见“甘薯”的记载，但那时所说得甘薯是薯蓣科植物的一种，而我们现在所说得甘薯则是旋花科植物，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自它被引种到中国以后，因其形似我国原有之薯蓣科得甘薯，有人便称之为甘薯，久而久之，甘薯一词几为旋花科的番薯所独占。
豆薯 (Pachyrrhizus erosus(L.) Urban)，豆科豆薯属中能形成块根的栽培种。一年生或多年生草质藤本植物。又名凉薯、地瓜、土瓜、沙葛、新罗葛，是一种既可当水果又能当蔬菜的作物。原产中美洲，后由西班牙人传入菲律宾，可能后来从新罗经海道传入我国福建[1] 。中国西南、华南地区和省种植较多。
马铃薯（Solannum tuberosum L.），一年生茄科茄属草本植物。我国亦称洋芋、土豆、山药蛋、地蛋、荷兰薯。原产南美洲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区，为印第安人所驯化。大约1570年传入西班牙，1590年传入英格兰，1650年左右传入中国。
木薯（Manihot esculenta Crantz），大戟科木薯属栽培种，世界三大薯类之一。起源于热带美洲，16世纪末传入非洲，18世纪传入亚洲。中国于19世纪20年代引种栽培，遍种于长江以南，其中以两广、福建为最。
蕉芋（Canna edulis Ker.），美人蕉科美人蕉属栽培种。别名蕉藕、姜芋，原产安第斯山脉。公元前2500年在哥伦比亚驯化，1821年传入日本，1948年引入中国，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有少量栽培。
花生(Arachis hypogaea L.)，原产美洲。我国亦称长生果、落花生、落地松、万寿果、番豆、无花果等，是一种人们喜爱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分小粒型和大粒型两种，小粒型最早记载见于元末明初贾铭的《饮食须知》，大粒型是清代引进的。
向日葵(Helianthus annus L.)，菊科向日葵属一年生草本油料作物，亦称西番菊、迎阳花、葵花等，原产。在中国的种植最早见于1621年（明）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称西番菊。1688年（清）陈淏子《花镜》始称向日葵。
辣椒（Capsicum frutescens L.），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别名番椒、海椒、秦椒、地胡椒、辣茄。原产中南美热带地区，1493年传到欧洲，1593～1598年传至日本。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是经由古丝绸之传入甘肃、陕西等地；一是经海引入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中国关于辣椒的记载始见于（明）高濂《遵生八笺》（1591）：“番椒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辣椒一名最早见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柳州府志》。
南瓜(Cucurbita moschata Duch.)，一年生草本植物，葫芦科南瓜属。别名番瓜、饭瓜、倭瓜、回回瓜、金瓜等，原产中、南美洲。元末明初已见于贾铭的《饮食须知》：“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说明元代我国已经引种。
笋瓜（Cucurbita maxima Dutch. ex Lam. ），葫芦科南瓜属栽培种。别名印度南瓜、玉瓜、北瓜，原产南美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等地。中国笋瓜可能由印度传入，19世纪中叶安徽、河南等省方志有记载。
西葫芦（Cucurbita pepo L.），葫芦科南瓜属栽培种。别名美洲南瓜，原洲南部。17世纪后期已见于陕西、山西等方志。
佛手瓜（Sechium edule Swartz），葫芦科佛手瓜属栽培种。别名瓦瓜、拳头瓜、万年瓜、阳茄子、土耳其瓜、棒瓜等，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18世纪传入欧洲，后传到东南亚，1916年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现华南和西南等地有栽培。
番茄（Lycopersicon Mill），茄科番茄薯草本植物。亦称番柿、六月柿、西红柿、洋柿子等。原产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带。我国最早记载见于（明）王象晋的《群芳谱》：“番柿，一名六月柿，茎如蒿，高四五尺，叶如艾，花如榴，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实，一树二三十实，……来自西番，故名。”
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L.），豆科菜豆属栽培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又称四季豆、时季豆、芸豆、四月豆、梅豆、联豆、架豆等, 具有粮食、蔬菜、饲料等多种用途。原产中美洲。16世纪初传入欧洲。中国自明后期曾多次引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清代《三农记》（1760）都有记载。南北皆有种植，栽培面积仅次于大豆。
莱豆（Phaseolus lunatus L.），豆科菜豆属栽培种。别称棉豆、荷包豆，原产中美洲。16世纪初传入欧洲。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中国。
菠萝（Ananas comosus (L.) Merr.），凤梨科凤梨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果品栽培植物。别名凤梨、王梨、黄梨。原产南美巴西，很早为印第安人驯化。16世纪初，热带相继引种。亚洲最早是由葡萄牙人引入印度（1550），后又传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中国在17世纪初（1605）由葡萄牙人将菠萝苗带入澳门，后经广东传入福建和。广东《东莞县志》（1639）和林谦光的《纪略》（1687）都有黄梨的记载。约在18世纪末传入广西，19世纪初传入云南。
番石榴（P. Guajava L.），桃金娘科番石榴属常绿小乔木或灌木。原产美洲墨西哥和秘鲁。 （南宋）周去非《岭南代答》（1178）称黄肚子。清代《南越笔记》称秋果，《植物名实图考》称鸡矢果。在200年前已有栽种，现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云南等省区。
番荔枝（Anona squamosa L.），番荔枝科番荔枝属半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名佛头果。原产热带美洲，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最早见于《府志》（1614）。现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区。
番木瓜（Carica papaya L.），番木瓜科番木瓜属小乔木栽培种，又称木瓜、乳瓜、万寿果，原产墨西哥南部，18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种水果。清代传入我国，《岭南杂记》和《植物名实图考》均有记载。我国南方各省都有种植，尤以广东、最多。
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 L.），漆树科腰果属乔木，又称槚汝树、介寿果、鸡腰果，果仁是营养丰富的美味食品。原产巴西东北部，16世纪由葡萄牙人传入非洲和亚洲。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和海南，1984年海南栽培面积达1.1万公顷。云南西双版纳也有少量种植。
可可（Theobroma cacao L.），梧桐科可可属常绿乔木，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原产南美洲亚马逊河上游热带雨林地区。17～18世纪传入东南亚，1922年传入我国，1954年引种于海南省。
油梨（Persea Americana Mill.），樟科油梨属常绿果树。原产中美洲。13～15世纪墨西哥西部和南部已有栽培，20世纪初传入亚洲。中国1918年开始引种，、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省均有栽培，其中以、海南为最多。
果（Minikara zapotilla(Tacq.)），果科果属热带常绿果树。又名柿，原产墨西哥和中美洲。福建于1900年由华侨自新加坡引入，种植于漳州、厦门等地；广东于1910年引入，分布于湛江、汕头和珠江三角洲各县市；于1920年自爪哇引进，嘉义、台南、云林均有栽培。
蛋黄果（Pouteria campechiana(HKB)），果科蛋黄果属热带常绿果树。又名蛋果，原产南美秘鲁。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引入，由印度尼西亚华侨带到海南繁殖，50年代在广州栽培。
西洋参（Panax quiquefolium L.），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栽培种，别名五叶参、广东人身、花旗参。原产。1976年后在中国、、、辽宁及陕西等地先后引种成功。
烟草（Nicotiana tabacum L.），茄科烟草属叶用一年生作物。原产中南美洲，人类已有1500多年使用的历史。后经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传至欧洲和世界各地。传入我国是称“淡巴菰”，这是印第安语烟草的音译。我国最早纪录烟草的文献是[明]张介宾的《景岳全书》：“此物自古未闻，近明万历时始出闽、广之间。”烟草的别称还有相思草、金丝烟、芬草、返魂烟等.
二、美洲作物的发展及其动因分析
美洲作物的引种和是明清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成就。下面仅以部分重要作物为例对其过程和发展动因作一番简要的分析。
关于玉米传入我国的径与时间，学术界长期存有争议。有人认为最早的记载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甘肃《平凉府志》；但据近年研究，早在明初兰茂（1397-1476）《滇南本草》即有记载[2] 。此外，16世纪后期云南《大理府志》和《云南通志》均有玉米种植的记载。因此，玉米很可能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再从云南到黄河流域；当然也可能从中亚细亚循丝绸之传入我国，越河西走廊过平凉而进入中原；第三则可能经中国商人或葡萄牙人经海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玉米在中国的大致经过了先边疆后内地，先丘陵山地后平原地区的过程。如道光《遵义府志》谈到“平地居民只知种稻，山间民只知种秋禾、玉米……”。平川地区居民即使地头屋角、田畔园圃“偶种一二，”也只是“以娱孩稚”或作为果蔬辅助食品（乾隆《霍丘县志》）。因此，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指出：“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但19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激增，玉米种植不仅继续向山区拓展，也逐渐平原地区。嘉庆《汉中府志》说：“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粟利不及包谷，今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植物名实图考·卷1》亦说：“又如玉蜀黍一种，于古无征，今遍种矣。”从各地方志先后记述的情况看，19世纪中期，玉米种植已遍及绝大多数省区，各地有关玉米的称谓多达99个。[1] 晚清至时期，玉米发展成为中国仅次于水稻和小麦的第三大作物。1936年中国玉米种植面积达693万公顷，总产量1010万吨。
经过长期发展，玉米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三大种植区：北方春播玉米区、黄淮海夏播玉米区、南方山地丘陵玉米区。玉米种植比较集中的地方有：、、辽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这些省区的玉米种植面积和产量约占全国的80%。1983年中国玉米播种面积已达1882万公顷，总产6819万吨，分别占世界的14.6%和15.2%，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玉米生产国。[2] 2000年玉米播种面积进一步增加到2306万公顷，总产10600万吨，播种面积和总产分别为第三大生产国巴西的1倍和2倍。[3]（P258）
一般认为番薯传入我国有两条途径：一是陆，由印度、缅甸引入云南；二是经由海，从菲律宾传入福建或由越南传入广东[3]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3）《大理府志》已有“紫蓣、白蓣和红蓣”的记载。此外，《云南通志》记有“红薯”并指出云南6个府州都有种植。1582年陈益从安南（越南）将番薯引入广东东莞，不久林怀南也将甘薯从越南引入广东电白。关于番薯传入福建，《闽小记》记载云：“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明）苏琰所撰《朱蓣疏》亦谈及万历十一至十二年（1583-1584），有人将番薯从海上传至晋江。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泉州一带发生，“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薯”（龚咏樵《亦园胜牍》引苏琰《朱蓣疏》）。番薯引种活动影响最大的还是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将番薯引入福州，经其子陈经纶金学曾巡抚种植，收到显著效果。《农政全书》曰：“今番薯扑地传生，枝叶极盛。……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18末至19世纪初期番薯栽培向北推进到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向西推进到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最终遍及全国。1985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甘薯种植国，其种植面积617万公顷，约占世界总种植面积的61%。[4]
马铃薯传入中国是在17世纪前期，可能从东南、西北和西南几传入。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Henry Struys）访台，见到栽培的马铃薯，称之为“荷兰豆”。《致富》则说：“阳芋，出俄罗斯。”（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和康熙《畿辅通志·物产》均有“土豆”的记载，说明北传入的时间可能更早。康熙福建《松溪县志》（1700）记载：“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马铃薯的重要性18世纪后渐趋重要。《植物名实图考》说：“阳芋，黔滇有之，……疗饥救荒，贫民之储。……闻经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四川《奉节县志》也谈到：“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尤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植物名实图考》卷6）。到19世纪我国东西南北不下10多个省均有马铃薯栽培。2000年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达472万公顷，总产1325万吨，种植面积为世界第二。[3]（P263）
番茄大约于17世纪传入菲律宾，后传到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栽培的番茄是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欧洲或东南亚传入。番茄引种之初长期作用观赏植物。直到19世纪中后期才进入菜圃，20世纪初上海等大城市郊区菜开始栽培食用。大规模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已成为中国主要蔬菜之一。
花生原产南美巴西[4] ，16世纪初传入中国。明嘉靖《常熟县志》（1538）和王世懋《学圃杂疏》均有明确记载。《三农记》卷12亦云：“番豆，乃落花生也。始生海外，过洋者移入百越，古因此名。初时为果，今湖田沙土遍植。”花生最初在广东福建一代种植。据《广东新语》的记述，清初已普遍种植。《滇海虞衡志》更称“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高、雷、廉、琼多种之”。17世纪花生栽培渐至浙江，《衢州府志》、《山阴县志》、《瑞安县志》等均有记载。18世纪以后花生种植有进一步发展到湖南、江西、四川及我国北方地区。近代以前我国花生种植品种皆为小粒种。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传教士将大籽花生引入山东蓬莱，使蓬莱成为大粒花生的主要产区[5] 。因其种植便易、耐贫瘠，而且产量高，颇受农民欢迎，很快被推广至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其中尤以冀鲁豫等省为最。如郑州、商丘一带，过去很少种植花生。自1894年美国大籽花生传入后，往日“荒丘之区，向所弃之地，今皆播种花生”。[5]（P34） 1900-1929年山东、河南、江苏、湖北等省的一些地方花生的种植面积已经占到整个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表1 花生在等省农田面积种所占百分比（1900-1929）
年度 山东 河南 江苏 湖北 湖南
1900 10 0.1-0.2 10 — 10-15 —
1915 20 15-35 10-15 — 15-25 5
1920 20 10-45 20-40 32-34 20-25 10
1924 20 10-50 40-50 40-52 25-30 18-20
1925 12 19-39 26-35 22 17 28
1929 12 11-39 26-47 22 17 28
资料来源：John L. Buck: Cost of Growing and Marketing Peanuts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5,No.3, 1929(9).
1914-1918年，全国17个主要花生生产省区种植面积达1390万亩，年产花生5085万担，1931-1937年种植面积增至2251万亩，年产量5380万担。[6]（P195-196） 总之，初期至抗战前，山东、、河南为我国最重要花生产区，其花生播种面积和产量常年占全国的45-55%。20世纪80年代，我国花生种植面积在100万亩以上的省区发展到10个，即：山东、广东、、河南、广西、辽宁、四川、安徽、江苏、福建，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90%以上。花生单产也由1949年每公顷的1012.5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2010公斤，36年单产提高了98.5%。
向日葵作为油料作物早期只有少量种植。1980年向日葵的种植面积增加到84.47万公顷，总产90.98万吨，成为超过芝麻和胡麻的第三大油料作物。
烟草于16世纪中后期和17世纪初期经由南北两线先后传入我国。其中南线又分三：（1）由菲律宾传入闽、广，再传入江、浙、两湖和西南各省；（2）自吕宋传入澳门，再经进入内地；（3）自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北线经朝鲜引进我国东北和内蒙等地。烟草传入之初主要作为药用，因其吸食具有兴奋和攻毒祛寒的功效，后成为大众嗜好品，迅速发展，很快传遍、长城内外。17世纪80年代福建地区的烟草种植“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发展到“耕地十之六、七”。[7]，[8]（卷36） 有的地方更是“粮田尽种烟草”。[9]（卷36） 因烟草种植发展过速，与粮争地情形严重，清曾经屡下，然而屡禁不止，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市场需求旺盛和烟草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18世纪后期，不少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烟草产区，如福建的浦城、浙江的塘西镇、山东的济宁、湖南的衡州等，皆闻名遐迩（陆耀《烟谱·生产第一》）。
早期所种植的烟草为晒晾型，种植相当分散。烤烟生产的发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烤烟源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因此又称弗吉尼亚烟，是卷烟工业的主要原料，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大的烟草类型。1900年中国省最早引进种植。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积极推广，开始在湖北、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种植。与此同时，国内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效法引进美种烟草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种植。尽管美种烟草生产成本高于土种烟草及其它作物，但因其产量高、收益大，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三草产区1921-1934年间美种烟草种植面积扩大了66.5%。加上国内其他地区，美种烟草种植面积达100万亩，约占当时全国烟草生产的六分之一。[10]（P17-21）
表2 部分省区烟草种植面积变化情况（1814-1937） 单位：千市亩
年度 山东 河南 山西 安徽 浙江
1914 59 124 20 122 55 242
1818 119 — 176 118 152 215
1933 719 680 492 368 283 241
1937 821 916 292 333 345 278
资料来源：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81年，第214-215页。
1950年以后，烤烟作为烟草发展的重点，种植面积和产量增长很快，70年代中后期面积已发展到50万公顷，总产80多万吨，面积和总产均居世界首位，常年占世界烤烟生产面积和总产的40%左右。主要产区有河南、山东、云南、贵州、安徽、湖南、湖北等省。[11]（P668） 1985年全国烟草总种植面积131.27万公顷，其中烤烟占了82%，占收购量的96%；晾晒型烟由于消费者习惯变化等原因，在19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后，生产逐年下降，主要产区在四川、贵州、湖南、湖北、云南等省；白肋烟产量较小，主要分布在鄂西、川东一带。
美洲作物传入中国后，之所以在不长的时间中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人口激增，人地矛盾突出，食物供给紧张。
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全国人口从明初的6500-8000万人增加到1953年的58300万人，数百年间人口增加了9倍，而同期耕地只增加了4倍。[12]（P288，325） 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给粮食供给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玉米、番薯和马铃薯都是耐旱、耐瘠的作物，一般粮食作物难以的贫瘠土壤、深山苦寒地区均可种植，而且产量高，如玉米较之大麦和高粱产量高5%～15%。同治《建始县志》记载：当地“居民倍增，稻谷不给，则于山上种苞谷、洋芋或厥薯之类，深山幽谷，开辟无遗。”《植物名实图考》也谈到：“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冢（豕？），秆干以供饮，无弃物。”充分反映了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在农民食物生产中的重要性。尤其是番薯，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在南方一些地区几乎一年四季都可种，农民常常将它在常规作物失败后种植，对抗灾救荒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备受关注，著名农学家徐光启曾将番薯的好处总结为“十三胜”，说它高产益人、色白味甘、繁殖快速、防灾救饥、可充笾实、可以酿酒、可以久藏、可作饼饵、生熟可食、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优点，指出：“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此实杂植种第一品，亦救荒第一义也”（《农政全书》卷27）。可见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为拓展农业生产的空间，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商品经济日益发展，农民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
美洲作物的与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亚洲棉在6～8世纪就已传入中国，但是它取代成为我国衣被的主要原料花了几个世纪，而美洲棉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对中国亚洲棉的生产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和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其他美洲作物的发展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如安徽全椒以前很少种植花生，但“近日种者颇多，为出产之大，榨为油，民间日用，大率皆是。”原因是从种植花生所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他作物。20世纪20年代山东烟台等地约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用于种植花生。1922年带壳花生产量为56837担，1931年增加到186435担。[13]（P207） 广东汕头一带历史上一直以种植水稻和甘蔗为主，但“近因落花生之需要增加，遂将稻米、砂糖之耕作面积皆改种落花生矣” [13]（P206） 烟草种植也如此，191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美种弗吉尼亚烟草，但是到1920年已经栽培出27000吨，这与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美洲作物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
美洲作物的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活动，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作物的种类，促进了我国的农业发展，而且对中国饮食原料的生产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增加了中国粮食作物的种类和产量，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
汉代以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汉以后逐步演变为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麦、粟和高粱为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但明清之际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引进与推广，改变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类的构成。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全国人口增加了6倍，而同期耕地只增加了4倍。[12]（P288，325）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给粮食供给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不仅使原来不适于耕种的边际土地得到了利用，也使得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近代以后，虽然粮食生产南稻北麦总的格局未变，但比重略有下降。相比之下，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生产，无论从播种面积还是总产量都有相当快速的增长。例如，玉米1914-1918年间年产量为7319万担，但到1938-1947年间猛升到了17961万担，增长了1.45倍；番薯1924-1929年在粮食总产中所占的比重为11.2%，到1938-1947年上升到16.2%。[6]（P338-340）
表3 谷植面积增减指数（1924-1947）
时期 稻类 小麦 玉米 高粱 大麦 谷子 糜子
1924-1929 98 143 157 131 138 — —
1931-1937 93 145 164 110 158 84 102
1938-1947 92 133 197 99 125 100 70
说 明：以1914-1918年为基期。
(其他详细信息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