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商业用来称量黄金的秤与象征教虔诚的书并排放在一起，这恰好表现了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驱动力——黄金与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昆丁马修斯在《借贷者与他的妻子》这幅画中将这两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什么是真正的改变世界历史的大时代、大事件？近代以来的历史学界，不约而同地选定了“1500年前后”这一时间节点和“西欧的制度突破和经济增长”这一事件。
据估算，从公元前100万年至1500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P仅地增长了不到50%，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
16世纪后，西欧的增长却“突然”加速。有数据显东哥格格示，从1500到1820年，西欧人均P从670美元增至1269美元，增长了89.4%；而西欧以外的世界则从532美元增至594美元，仅增加了11.7%。
400年前，在西欧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以至于这个亚欧边缘的地区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和观念。
从表面看，创造“神线世纪出现在西欧的那场影响深远的工业。但实际上，真正的关键点在于欧洲人发现了美洲的金银。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西班牙人怀着“对美洲金银的强烈”决定占领这块土地。大批殖民者登上这片新，开始了一连串的征服。随之而来的是大型金银矿接二连三地被发现，真金白银撩动着欧洲人的心弦。
1545年，秘鲁、玻利维亚境内的波托西银矿被发现。仅几年光景，这座号称世界上最丰裕的银矿出产的白银量就已超过当时世界银产量的一半以上。
除波托西外，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达拉哈拉等银矿和一些著名的金矿也陆续投入开采。大量低成本的美洲贵金属自16世纪开始流入西班牙。
之后，这些金银财富通过国际贸易、金融或走私、海盗及战争赔款等多条渠道到欧洲主要国家的“体脉”中，新鲜的“血液”使欧洲的脉搏开始强劲地跳动。
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通过方程式推算出美洲金银到来之前整个欧洲的贵金属总存量大约为黄金2千吨，白银2万吨。如果把黄金也折合成白银，则欧洲当时的人均白银拥有量仅为600克多一点，这个数目“少得可怜”。
美洲矿山的发现使情况大为改观。根据的保守数据，1521至1600年，仅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就出产了1.8万吨白银和200吨黄金，并以“”途径涌入西班牙，进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西欧几个重要国家。
许多学者所估算的数字则高出数字数倍。据巴雷特的估算，17和18世纪分别有3.1万吨和5.2万吨的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开采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他则是私人开采。
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增加了两倍。这个数字只是根据各种“”帐目计算得出，而那些未计入内的非法走私、海盗和直接贸易流入的金银数量也极为可观。
而且，帐簿记载的仅是新开采量，不包括对美洲已有金银珠宝存量的。如果加上这些由于数据残缺而遗漏掉的金银量，则总数额之巨大必然更为触目惊心，并远超出了西欧主要国家已有的货币储存总量。
从1500年到1520年，16世纪欧洲货币存量可能翻了一番；从1520年到1550年，可能又翻了一番；从1550年到1600年，可能再增加一倍多。而17、18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货币存量也各增加一倍以上。
如此大量的金银流入欧洲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指出，“如果相当大量的通货从有闲阶级和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手中转移到农业家、工业家和商人手中，那么资本与收入的比例就会大大有利于资本，该国的产品在短期内就会大大增加”。
正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后者又诱发了制度变迁。正是新的、有效率的制度选择推动了后来的欧洲工业，并使整个生产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经济实现了飞跃性增长。
在发现美洲这一意外“宝藏”后，为了防止已经到手（或即将到手）的美洲金银财富外流，西班牙的者对美洲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以使殖民地出产的物品专属西班牙，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输出商品。
这样一来，那些经济上占有一定份量的西欧诸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与“吝啬的”的西班牙争夺来自美洲的金银。
在觊觎西班牙的金银锭的同时，欧洲其他国家“聪明的”商人们很快摸清了把这些金银的“门道”。
对于那些国家的商人而言，获得美洲贵金属的最“正当”途径，是通过塞维利亚和安特卫普等中介城市同西班牙进行贸易。西班牙当时面临这样的处境：为满足本土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需求，它不得不依赖西欧其他国家贸易品的进口。
西班牙在肉类、小麦，特别是衣料等工业制成品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食盐、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远不足以补偿它为自己和殖民地所进口的商品。
贸易逆差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获取的美洲财富分流到西欧各个市场。随着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贵金属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
直接打入美洲市场的走私贸易，是西欧商人们获得美洲金银的另一种手段。当时的法国商人经常使用假商标来伪造西班牙商品，直接参与在名义上被西班牙垄断了的大西洋贸易。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甚至直接冒充西班牙商人将商品拿到美洲销售。
这些西欧大商人们在西班牙大都能够“找寻”到“亲友”。这些所谓的“亲友”专门负责在货船证书和发货单上签名，并主动向西班牙海关申报，证明这些商品是他们自己运往殖民地的。
除了贸易途径外，西班牙在金融渠道中流失的金银货币量也不可小觑。安特卫普是16世纪西欧金融中心，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通过安特卫普参与新世界金银的分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成功的金融家（或一个有产阶级）应运而生了。
为了让西班牙人手中的美洲财富更多地落入自己腰包，西欧商人们所采取的第四个“高招”最“绝”也最“狠”，那就是直接、干脆地进行海盗。直接从事海上不必支付任何开采成本，甚至连商品输出都“省”了。虽然难免遭受西班牙的军事“”，但从总体上看，海盗明显是收益大于损失。
1523年，法国海盗弗洛林在亚速尔群岛拦劫了两艘满载美洲金银的西班牙货船。当查理五世向弗朗西斯一世提出时，这位法国国王不屑一顾地回答道：“请您给我看看，在圣经上哪处地方是把那边的一切都给你陛下的呢？”
英国的海盗活动由于深受国王的、支持和资助，所以最为。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甚至也公开投资这类海盗活动，分取大量虏获物。据估算，伊丽莎白的最后18年，海盗的年平均所得约为15万镑，总共夺得270万镑左右。
随着商人们的财富不断增加。15世纪初，伦敦商人的中等富裕标准是动产300镑左右。但时至16世纪50到70年代，一个伦敦商人死时留下动产3000镑以上已经不算什么稀罕事了。
有人估算，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商人平均拥有7780镑的动产。即便考虑到16世纪价格上涨的影响，西欧商人所拥有的平均动产价值也是15世纪中等富裕商人的10多倍。
当时，西欧的大商人可谓富可敌国，其事业和社会地位蒸蒸日上。到了17世纪，英国商人已开始收绅士子弟为学徒。那种视经商为下等职业、牟利为不之举的经院，已经作为迂腐之言而不再为人们提及。
大量美洲金银的意外供给在16世纪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价格”。这场“”首先在西班牙爆发，随后波及西欧主要国家。
就欧洲物价总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长了2-3倍。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黄金和白银通过贸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邻国，英、法、荷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价格波动。
几家欢喜几家愁。随着大量美洲金银的涌入，那些按照传统方式依靠固定货币地租收入而“坐享其成”的旧贵族阶级，日子愈发难过了。
价格使一般产品价格上涨；但在租约期内，贵族地主却只能按照协议上的既定数额收取地租。那个时代的地租期限往往很长，有的甚至长达一个世纪。这意味着贵族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随着物价上涨随时对地租进行调整。
物价上涨和地租黏性使得旧式土地显贵的实际收入锐减。这个时期的基本态势是：贵族地主和旧式家族相对没落，一部分人开始入不敷出、变卖地产；另一部分贵族则逐渐被资产阶级化。“贫穷贵族”、“无产贵族”频频出现构成了一幕幕颇具戏剧性的场景。
一位法国贵族在1755年不禁感叹道：“贵族每天都在破产、，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就在贵族家道败落和的同时，商人阶级开始集中财富并靠近者。他们在旧贵族的“废墟上崛起”，并呈现咄咄逼人之势。
从1628年的一份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主要由新兴阶级的商人、乡绅和工场主组成的下院议员的平均财产起码相当于上院贵族的三倍。
随着新兴阶级和旧贵族之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悄然发生。同时，者也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新兴阶级，这又可以看作一种自上而下的新选择。
从1509年到1558年的16届英国议会中，伦敦共派出议员36人，其中26位是商人。伊丽莎白时代的46届伦敦市长全部是12个同业公会或贸易公司的头面人物。
1640年的一份记录显示，26个席位中的一半以上被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所把持；市政议会200多位议员中的大部分人也分属12个同业公会。
凭借自身日益膨胀的经济实力，他们甚至跻身国王最为信任和依赖的枢密院之列。在亨利八世末年的枢密院，19名中仅有六名拥有贵族头衔，其余13名均来自新兴阶级。
亨利八世还开创了议案必须首先提交下院审议的先例，以致使上院了保持几个世纪的立法优势地位。
商人阶级和之间逐渐默契起来：商人地位不断攀升，国家也得以加强。商人阶级通过对王室的支持来换取种种特许权，其中包括垄断其所经营的一种或数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他们还可以接受的委托，签订矿山租约，并对其享有征税权。王国对商人集团的这些“回报”进一步加强了该集团聚集财富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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